【曾文珍触碰台湾纪录片的敏感地带】敏感地带开发精油按摩服务电影

来源:班级工作计划 发布时间:2019-01-20 点击:

  我拍摄的纪录片《春天:许金玉的故事》讲述了曾上街游行示威,后被关了15年牢的政治犯的故事。这部片子没受到政府阻止,反而获得政府200万台币资助拍摄。纪录片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它其实打开了一扇窗,民众关心的而更广,不仅仅局限在自己生活周遭的小事情上。
  
  1987年台湾取消党禁报禁后,纪录片拍摄空间还是挺大的。2002年我拍摄的纪录片《春天:许金玉的故事》获得第39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被拍摄者是曾上街游行示威,后被关了15年牢的政治犯。这部片子不但没受到政府阻止,反而获得政府200万台币资助拍摄。政府聘请一些专家,组成一个评审企划案的委员会,来决定哪些片子可以被资助。
  我拍这部片子的时候内心也挺挣扎的,因为当时这个题材有些敏感,我们也不知道片子拍出来,观众怎么看这个题目、怎么看许金玉老太太。在拍摄的过程中,有工作人员担心题材比较敏感,就问是不是不要拍那么多,或者点到为止就好。但我们相信,正在做的不是坏的事情,我拍纪录片应该忠实呈现这个人物的思想,后来就一步一步拍完。
  在党禁和报禁没有解除之前,台湾的纪录片基本是维持在宣传片的状态,报喜不报忧。在题材上也局限在一些民族艺术,风俗民情,跟一般人民的生活没有那么贴近。针对一些民生问题、教育问题的纪录片基本看不到。
  1998年是台湾纪录片发展比较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台湾办了第一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这是很大型的纪录片影展。在那一年,台南影像纪录研究所也成立了。第二年台湾公共电视台纪录观点节目也开播了。这三件事情加在一起,就让台湾纪录片行业有一个飞跃。
  台湾政府对纪录片双年展非常支持,一般民众看纪录片只要10元台币,吸引很多人去看,后续到现在一直办这样的影展。这样的影展让台湾的民众对纪录片有一定的认知。也因此吸引了很多年轻的电影工作者、纪录片工作者来拍摄纪录片。影像纪录研究所是传授怎么拍纪录片的学校,培养了一批导演出来。纪录片拍摄完成之后,有公共电视台纪录观点的平台可以播放,可以参加影展,这样的氛围之下,民众对纪录片比较熟悉,同时也可以参与其中。有些纪录片的票房甚至超过一般所谓商业电影的票房。
  观众群体从对纪录片零的认识到比较认同,政府的支持在其中很重要。除了资助一些纪录片的放映或制作之外,台湾有很多县市的文化中心,这些文化中心是民众常常听演唱或看表演的地方,纪录片放映也在此,免费鼓励民众看。台湾民众很想从纪录片里面看到关于自身的故事。这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地方需要面对什么问题?还有哪些事情在周遭发生?纪录片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它其实打开了一扇窗,民众关心的面更广,不仅仅局限在自己生活周遭的小事情上。
  台湾社区影像培力营也免费培训大众拍摄纪录片,倒不是想训练出一些拍纪录片的导演,而是希望通过让他们对纪录片有了解,完成美学的大众教育。政府会将培力营的一些培训资金纳入预算。比如今年要举办这样的培训大概有多少课程。包括讲师的费用需要多少,政府会支持这些费用。当然政府扮演的角色只是,在经费上资助,其他的事情都退到外面,也没有设置门槛做审查。
  台湾导演拍摄纪录片时,如果经费不足,可以通过一些单位做一些申请或补助,甚至找一些民间企业。当然政府也有补助的管道,你去做一个提案,如果评选通过,就可以拿到部分经费。拍纪录片在物质上不见得有那么充足的享受,我如果纯粹拍纪录片,可能生活上会有一些问题。我本身在学校当老师,社区纪录片培力营也有当讲师授课。我通过多元的工作,可以资助拍纪录片。
  台湾纪录片工会也在这行业的发展中起到较大的作用,三年前,台北电影节取消纪录片参加竞赛,工会就去抗议,后来纪录片可以参加竞赛了。工会帮纪录片从业者争取权益、组织讨论交流经验、促进业内信息流通。
  纪录片拍摄最重要就是题材上的选择。说到目前台湾纪录片行业的瓶颈,主要是最近几年台湾的纪录片题材没有过去那么多元了,这需要思考。
  (摘编一李樱出自“腾讯燕山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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