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思想理论是_“站起来的理论”

来源:班主任总结 发布时间:2019-03-25 点击:

  美学是什么?在现代诸多学科中,美学该以什么样的理论姿态显现和确证自己?它所关注的根本问题,它所承诺的学术使命究竟为何?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些早就解决了的问题,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作为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美学在现实功利世界的种种缠绕和冲撞下,常常要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某些犹疑摇摆、飘忽无定的理论“症状”。比如,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当代美学便一改过去那种唯理性、唯本质、唯体系的启蒙性话语和形而上“关怀”,一下子沉到了感性界,对大众的、历史的、世俗的、官能的、消费的、娱乐的等等审美文化事象投入了极大的热情。随着21世纪经济全球化压力和所谓“后现代”征象的日益递增,当代美学的这种“形而下”转型似乎愈加难以逆转。这种情形固然可以看作美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同现实关系的某种协调与顺应,但不可否认,这也同时意味着美学自身理论品格的软弱和学术立场的缺失。在迎合感性现实的同时,美学实际也某种程度地弄丢了自己。这实乃当代美学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严重问题。它牵涉到美学是否真正拥有自己的立身之本,美学理论是否真的能够独立不改坚如磐石地“站立”在真理面前。所以,当王杰在他的新著《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美学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1月)中发出“中国当代美学研究怎样成为‘站起来的理论’”这样的提问时,这一严重问题实际已开始进入这位思想敏锐的人文学者的中心视野。对此王杰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关键还在于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当代社会和文化问题的创造性回应”(P�344)。这一“方案”,其实正是他在这本新著中贯穿始终的一个十分鲜明的学术主旨和价值取向。在该书中,作者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现当代美学一系列基本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了深入关注和探究。从这个角度看,该书的立意是深沉而独到的,充满美学的忧患感和突围意识,在当前语境中可以说既有现实的针对性,也具理论的前瞻性。�
  美学何以能成为一种“站起来的理论”?毫无疑问,它必须有自己深厚坚实的理论根基。可美学的根基又在何处?浪漫主义美学讲,审美和艺术活动靠的是想象,是幻觉,是形式,是自律,总之是对现实生活的抗议和超越。只有这样,美和艺术才能给予个体以自由和解放。所以,美学就是一种研究艺术和审美活动之特性的理论。这个说法,是西方近代以来美学上的主流观点,直到今天,也依然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种权威理论。但王杰指出,这个说法,实际上将审美幻象问题神圣化、神秘化了,也就是把审美变成了乌托邦式的镜像,把美学变成了一种世俗的神学。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讲,这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一种策略,它企图通过这种神秘化,将社会现实变革的根本问题掩蔽或悬置起来。站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立场看,审美活动其实就是现实生活关系的一种情感化和想象化的表达,所谓审美变形、审美幻象实质就是现实生活关系的一种审美转换。扩而言之,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文化的斯芬克斯,都是现实社会关系的某种置换和转化形态,是历史凝固为寓言的象征。因此,审美和艺术之谜不再别处,而就在现实和历史之中。马克思主义美学同浪漫主义美学的区别就在于,它并不满足于说明审美活动的特殊性,而是重在分析审美活动所表征的现实生活关系,“它的基本理论是指向艺术世界之外的现实”(P�6)。所以,在王杰看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真正使命不应该是“简单地以艺术和审美经验为对象,美学作为一种哲学思维,它的根本对象仍然是现实生活关系”(P�13)。“美学应该通过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分析,研究把握现实的审美关系”(P�6)。在这个意义上,美学不单单是美学,它不仅“与经济学以及伦理学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内在联系”(P�24),而且它也“和历史哲学具有理论上的一致性和统一性”(P�6)。应当说,这一将美学的根本对象和基石直接确定为现实生活关系的观点,不仅与人们一般所理解的美学学科特性颇为不同,而且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话语模式中,也称得上是独树一帜。从这里可强烈感受到作者那种浓重的历史意识和现实情怀,以及坚守和推进现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胆识和勇气。从学理上看,这一“现实生活关系”的定位,不仅表明了作者对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根本特征的深刻认识,而且也构成了全书所涉内容的一个思想主旨和理论基石,成为作者审视、解答诸多现代审美与艺术问题的基本立场和阐释准则。也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坚实的理论根基,所以作者在该书中发出的美学话语是坚强有力的,表现出他对“站起来的理论”的自觉追求。�
  从现实生活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立场出发,作者探究了审美幻象、审美变形、审美需要、审美意识形态、中西美学比较、西方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美学风格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在许多方面都不仅显出了作者纵横捭阖的理论视野和厚积薄发的学养功力,而且在观点上也多有新说独见,给人启发。其中,关于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神话的意义,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美学风格等问题的研究尤具特色,值得重视。�
  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作者的研究特色在于,他并不仅仅看到意识形态对于审美关系的基础性作用,也不只是强调审美变形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和破坏,而是着重从与意识形态的内在联系(而非截然对立)中研究审美和艺术的特殊性。他认为,审美幻象实际上主要就是意识形态的情感性话语实践,它的基本内涵就是人们现实的审美关系及其物化形态。由于意识形态是一种历史现象,因而审美幻象(艺术)的内涵也必然是历史的。作者这样描述道:在文化起源的初始阶段,审美幻象与意识形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一致的,但二者的差异即形象与图象的二重性特征已开始显现。随着个体在现实中的进一步孤立化,这种二重性转化为对立和冲突。于是艺术从一种“石化”的形式(造型艺术)发展为心灵的幻想(抒情诗),艺术走向对意识形态的反抗和颠覆;而进入后现代文化语境后,审美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情感性话语实践则成为主流性意识形态,艺术与商品(现实)的界限开始模糊了。艺术的神秘性在大众文化中开始消失。一种解构审美幻象与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的力量出现了。关于社会主义文艺,作者借用伊格尔顿的话说,只有它“才能超越审美现代性问题,使人的存在获得完整性,使彼此分裂的价值重新联系起来”(P�217)。由此可见,作者对艺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把握不是抽象的、静态的,而是辩证的和历史的,特别对后现代状况的描述更是言近旨远,极富创意。�
  神话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对神话有着众所周知的经典性阐释,不过人们对这一阐释的理解却不尽相同。对此,王杰站在现实生活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本体立场上指出,一些人认为马克思思考神话问题的水平就在于用“正常儿童”的“天真”来说明希腊神话的永久魅力,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从历史的角度看,用儿童的“天真”来隐喻神话的审美魅力,是文艺复兴以后浪漫主义文化的产物。这是把神话单纯作为审美对象而导致的理论结果。这样“神话就被改造成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制造宗教幻觉和现代社会幻觉提供了文化基因”(P�96)。马克思则强烈反对这种将古代神话世界加以美化的浪漫主义倾向。实际上,马克思的神话理论正是其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神话的意义不应仅仅是审美的,而且更应是现实的、实践的。神话作为一种“无阶级社会的文化”,它一方面可以激起我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强烈的情感批判态度”,一方面又“唤起了我们的理性思考,迫使我们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和改造现实”(P�98)。很显然,王杰对马克思神话理论的这一解说,不仅是独出机杼的,而且也是非常深刻的,是惟有在整体地、真确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基础上才能得出的结论。由此我们也不难想见作者所坚持的现实生活关系立场在理论上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内在联系。
  王杰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美学问题的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特色,那就是他并不满足于一般的概念抽象、理论思辨和体系建构,而是从现实生活关系的立场出发,从他一贯追求的“理论介入现实”的学术目标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当代文艺的美学风格作了颇为独特的阐释。对这样一个人们已经说了很多的热门话题,王杰的解读策略是与众不同的。他在将当代文艺看作文化全球化语境下一种社会符号系统的基础上,通过对小说《白鹿原》(陈忠实)、《没有语言的生活》(东西)、《围龙》(程贤章)等作品和电影《香魂女》、《霸王别姬》及其所谓“中国情调”的分析,提出了他对中国当代文艺的美学风格的新颖见解。他认为中国当代文艺的生产方式离不开“初级阶段”和“民族特色”这样“两个理论规定性”;从这“两个规定性”出发,他又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那就是“叠合性”和“余韵”。所谓“叠合性”主要是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艺意义要素的整体结构而言的。它不同于人们常说的单一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也不同于人们所讲的多元要素简单凑集的“混杂性”或“拼贴式”。这个“叠合性”指的是在我国当代多质共存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下多重审美文化要素,尤其是古典风骨、后现代反讽、现实主义的真实、浪漫主义的幻想的多重叠合而形成的一种有机协调的意义结构。有了这样一个“叠合性”意义结构,中国当代文艺在面对矛盾、分裂、破碎、苦难等种种现实境遇时,没有陷入西方当代文艺那种本体性的叙事危机,而仍然呈现出一种向上的、乐观的、充满温情与关怀的基调,因而是壮观和美丽的,给人以审美享受和伦理启迪。这种意义结构的美学风格,王杰把它称作“余韵”。这是一个将本杰明提出的“韵”范畴同中国文化和文学现实融合起来的更富民族特色的美学概念。根据笔者的粗浅理解,王杰用“余韵”来表征中国当代文艺,实质是指出了后者在反映人生普遍的悲剧性状态时仍深深地涵蕴着希望、展现着优美,仍将现在同“未来”连结在一起的一种总体美学格调。比如,他说《白鹿原》“是一种包含着内在乐观的悲剧”(P�148);说《霸王别姬》“告诉我们,个体在经历了母亲的捐弃、恋人的放逐,以及时代淘汰的打击之后,仍然奇迹般地保持着对纯粹、完美、和谐的执着追求”(P�183);说《围龙》“以一个家庭遗弃者艰苦卓绝的苦难生活,……出色地表达了温情与关怀的当代意义”(P�192-193)等等,都是对这样一种“余韵”风格的具体说明。王杰在书中还多次指出,“当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主要通过文学形象怎样表征未来而体现出来,其理论基础是历史哲学,而不是美学或伦理学”(P�220)。这大约可看作是对“余韵”涵义的一种较为明确的理论表述。可以看出,王杰从“初级阶段”和“民族特色”两个理论规定出发,用“叠合性”和“余韵”两大范畴对中国当代文艺的美学风格所作的阐释,不仅特异不群、极富个性,而且也是极有深度、切中鹄的的,在深入把握和准确描述中国当代文艺的整体审美性质及其发展趋势方面颇有理论范式意义。�
  总之,在当前美学研究正处转型阶段,迫切需要重建新的价值理性的背景下,王杰的新著《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美学问题》无疑是一部理论力作,为当代美学真正成为一种“站起来的理论”开辟了前景。在此,我们期待着作者在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责任编辑:黎湘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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