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德国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内容 论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调整

来源:材料报告 发布时间:2018-12-22 05:36:18 点击:

  摘要日本战略文化与现实和长远利益需求结合,催生了日本人的战略意愿,成为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基础。随着日本国家身份定位问题的解决,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变得越来越清晰。但日本战略文化的特性与一些特殊因素结合,也导致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发展方向存在着某些模糊性,需保持高度的关注。本文从日本战略文化和战略意愿视角,对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问题进行一些战略性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日本 国家安全战略 战略文化 战略意愿
  中图分类号:D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5-0045-51
  
  “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略行动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1] 战略文化对一个国家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形成和调整的重要基础,其与战略意愿相结合,影响并决定着国家安全战略的形成和走向。日本人在独特的自然和历史中,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并最终形成独特的文化传统,进而形成了日本战略文化。日本的战略文化传统与战略意愿在新形势下的结合,必将促使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发生新的重大调整。而且,基于长期历史经验、现实判断和目标追求的需要,日本已从一个“传统上欠缺国家战略”[2] 的国家,变为十分重视国家战略并对其积极制定且不断调整的国家。本文将从日本战略文化和战略意愿的视角,论述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与走向。
  
  一、日本战略文化的流变与战略调整
  
  日本战略文化历经千年,根据对世界的认知和自身利益追求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内涵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一直影响着其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
  (一)古代日本战略文化的形成与战略调整
  古代日本战略文化是在不断学习外来文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
  首先,古代日本文明的传承得益于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借鉴,这不仅表现在文字移植方面,更重要的是文化思想习得,从而不仅文化上形成了“唐风文化”,政治上也效仿中国的朝贡体系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体制模式。此后,连年的内战不仅使日本武士战争谋略思想有所发展,也形成了相应的政略思想,这些思想在消化吸收中国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本土特色的“国风文化”,并经“武士道文化”最终形成具有日本文化内涵的“国学”思想。这种思想的核心是不遗余力地宣扬日本的民族优越性、国粹主义,以打造日本战略文化的精神基础,并将政治、经济与军事统筹兼顾,形成一种无形的战略文化思维。
  其次,在消化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并逐步改变了其对世界的认识,形成了全新的地缘政治战略视野。这主要反映在一是对“世界”维度的认识变化[3];二是萌发了通过对外扩张来“谋求独立国际人格乃至家天下的冲动”[4],并伴有入侵朝鲜的实践
  但是,其后德川幕府长达200年的“锁国”政策,日本几乎隔绝了与世界的联系,抵制一切外来权利和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一种排他性的“以自我为中心设定国际秩序”[5] 的“华夷秩序”观 [6]。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战略思维被后人定性为视野狭隘的夜郎自大“岛国根性”。加之,在与自然抗争和战争中习得的生存法则和形成的生死观,使其选择了以保护自己为原则的安全战略。
  (二)近代日本战略文化发展与战略调整
  当日本的“锁国”政策被列强打破后,原有的战略思想积淀迸发出来,各种战略文化思考进入一个鼎盛时期,出现了一批具有战略思想的人物,形成了较为完善和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体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福泽渝吉、横井小楠、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其中以向欧洲学习、以欧洲为发展榜样的“脱亚入欧”论和东学中国思想、西学欧洲技术的“富国、强兵、士道”论为主要代表。一些理论成果,如福泽渝吉的《文明概略论》,横井小楠的《国是三论》等,不仅对日本人的战略文化思维发挥了启蒙和推动作用,也成为后来明治维新的主要理论支撑,并对近代日本最终走向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
  实际上,日本在“脱亚入欧”的同时,逐渐弱化了中国文化中的“仁”、“和”理念,在向西方学习技术的同时诱发了传统危机意识,并在西方殖民主义思想影响下,形成新的地缘战略观,其战略调整朝着对外扩张方向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平民化的武士道精神渐渐脱离了“武士道”原有的道德体系标准和精髓 [7],成为全体国民的集体理念,并与固有的原始内心冲动结合,形成了统治阶层规范社会、凝聚国力和参与国际殖民竞争的对外扩张精神的基础和战略指导思维。在这种“花美莫如樱,人杰属武士”[8] 的武士道成为全民族崇高理想的时代,“尚武”战略文化最终吞噬了脱胎于民主化的政党政治,成为导致军事高于政治、政治服从军事的天皇制军事法西斯政治制度确立的源泉。这种以军国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决策阶层,在日本人固有的危机意识和非理性情绪的躁动下,与诸列强争夺殖民地的对外扩展战略成为其自然的选择。为争夺殖民地和拓展生存空间所进行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为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所发动的“大东亚战争”,以及为争夺世界霸权所进行的太平洋战争,都是这种战略文化思维的具体实践。
  (三)当代日本战略文化的嬗变与战略调整
  二战的结束也终结了日本“武力求生存”的战略思维模式,开始了与“强者为伍”的新时代。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日本开始清算历史,继而逐渐形成了总体上以和平主义为主流、以发展经济求生存为核心的战略文化思维,“和平国家论”、“永世中立论”以及“非武装中立论”等开始盛行,并成为战后一段时期日本制定内外政策的基石。
  同时,在美国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这时的日本战略文化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多元化结构,即“最上面一层是追随强权,谋求主权国家生存发展的现实主义(这一层经常被包装以欧美意识形态);中层是基于现实教训,以反战为特征的和平主义;最底层是生存至上主义,及近代合理主义”。[9]这种多元化的战略文化现状,不仅源于美国的利益主导压力,也是二元政治体制(即天皇成为象征,内阁掌控国家权力)下政治民主化发展的必然反映。
  但是,历史积淀和文化力量造就的日本人性格和思维模式,并未因日本战败和美国占领而彻底泯灭,更未因此改变日本战略文化运动的基本轨迹。经济大国的确立和冷战的结束,都为日本寻求独立发展成为世界性大国战略思维创造了时机和土壤。压抑多年并已渗透在日本人骨髓中的自尊、自信,在新一轮民族主义躁动中再次被挤压出来,新的地缘战略思想在新的战略文化背景下不断出现。“海洋国家”论、“普通国家”论、“美丽国家”论等,都是超越原有的经济现实主义而崇尚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代表。它们与日本的战略意愿相结合,构成了日本战略选择的指导思想和新的精神基础。
  近年来,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进行过几次重大调整,曾出现过寻求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多边协调的国际新秩序和加强日美同盟并增强对所谓“威胁”的防范与制约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外安全战略倾向。从日本防卫安全战略来看,其总体思路是:“我国在宪法之下,贯彻专守防卫,遵循不成为给他国带来威胁的军事大国,在坚持日美安保体制的同时,确保文官统治,遵守非核三原则,有节制地拥有自主性防卫力量。”[10] 但是,同时又强调:“在认识防卫能力之于安全保障重要作用的同时,在各个领域竭尽努力,以期在确保我国安全的同时,达成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11] 这说明日本安全战略尽管外衣未变,但其内涵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结合其以往的“周边有事”法案等,其安全视野已经超出了本土防卫,努力朝“外向型”拓展。事实上,日本通过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和赴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等行动,已经将武装力量的触角伸向世界。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进入2009年,由于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射等行动,日本国内基于先发制人的“对敌基地攻击论”和“核武装论”甚嚣尘上。结合其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不断向海外拓展和加强武器装备建设的实践,意味着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正从“专守防卫”的防守战略,朝着具有进攻性的地区干涉和全球干涉的“以攻带守,攻守兼备”的攻守平衡战略转变。
  
  二、日本未来的主要战略意愿
  
  战略意愿是战略文化在特定时期现实判断与未来憧憬结合的无形利益诉求。从近年来日本的一系列战略举措不难看出,维系经济大国地位,打造世界一流政治大国,争当地区安全格局的主导者和成为世界重要游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是21世纪日本的主要战略意愿。
  (一)维系经济大国地位
  战后的日本,通过振兴经济计划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并以此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国际影响力也因此不断上升,给国民带来了“安全与繁荣”。但是,日本也清晰地看到,在未来世界发展中,受全球化的影响,经济危机一旦发生必将产生连锁波及作用。同时,在激烈的竞争中一些国家对全球化影响反击所造成的不稳定因素增加,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崛起开始挑战日本的经济地位,加之能源短缺的制约,固有的危机感日益加深。因此,通过一系列经济改革甚至“第三次开国”来继续维系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并通过经济影响确保维护其国家的安全与繁荣,依然是日本最主要的基本追求目标。
  (二)打造世界一流政治大国
  早在1983年,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就首次提出了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增加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 [12] 此后,成为政治大国一直是日本人追求的战略目标。因此,无论是“正常国家论”、海洋国家论、“民生大国论”,还是努力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外交努力,都是欲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理念的具体反映。这既是基于一般规律性的经济繁荣后的政治诉求,更是日本人根深蒂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内在需求驱动所致。“这个国家如果出现了目标或者领导者的话,就一定能坚持到底,大和民族是有这样文化历史底蕴的民族” [13] 正是这种心态的诠释。
  (三)争当地区事务的主导者
  作为地区的发达国家,特别是作为亚洲地区的最发达国家,日本在美国的庇护和支持下,一直对地区事务拥有重要的影响力。但由于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力量重组,特别是中国的迅速崛起、俄罗斯的逐渐复兴和东盟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对亚太地区,也对全球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这些变化也导致日本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受到较大牵制和削弱。日本大阪大学教授村山裕三认为:“从21世纪的东亚形势来看,美国、中国、日本这三国无疑是关键。但是令人担心的是,在这三国当中,日本的影响急剧减弱。好像东亚三角形中的一边在逐渐脱落。”[14] 因此,尽管日本也曾在东西方选择问题上矛盾过,但最终似乎还是“回归亚洲”的呼声趋高。这从近年来日本不断积极改善和加深与地区主要国家关系、加强与地区组织合作、推动双边及多边安全合作等举措中清晰可见。而日本之所以选择“回归亚洲”战略,是因为其分明已看清亚洲、亚太是其发展的根基,而只有回归并参与其中,才有机会成为这一地区事务的主导者。
  (四)成为世界游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
  “集结全日本一切力量的灵活机动的外交”是日本2009年的外交政策重点。[15] 这也可看成是日本为确保国家安全利益的最根本原则。特别是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受到很大冲击,综合国力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总体来看,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的地缘政治实力也必将有所衰落,而新兴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后,政治权力欲望必将有所增加。同时,新经济大国主导地区政治也将导致地缘政治坐标产生倾斜,一个传统影响和控制体系将发生动摇。金融危机必将使全球主要力量重新洗牌,进而导致世界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发生战略性变化。[16]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为确保其既有的全球经济地位和运用其拓展的政治影响,必将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抗住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的同时,在新一轮洗牌中寻求成为新的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之一,从而进一步拓展自己的国家利益,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
  
  三、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与走向
  
  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和制定,是依据对未来世界发展趋势的判断和基于本国现有实力和潜在实力并与战略意愿平衡后产生的。目前,日本政治家和学者对世界发展潮流和日本的未来变化均有较为清晰的判断。总体来看,未来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与走向十分清晰。但是,由于日本政坛变化的不确定性,加之日本战略文化个性,特别是日本人固有的战略思维模式,也使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与走向存在着很多模糊不定因素。
  (一)清晰不变的方向
  冷战后,日本一直在自己的身份定位问题上彷徨。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即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战略国家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
  首先,日本政治家早在本世纪初就认为,21世纪世界的发展潮流具有五个方向:一是工业化;二是民主化;三是民族主义;四是区域主义;五是全球化。因此,要“经常考虑这五点,并根据它来确定政治的基准”。[17] 日本学者则根据世界局势的发展,认为未来世界的发展潮流主要有三,一是政治变化:国力•主体•问题多样化,即国力源泉的多样化、国际关系主体的多样化和内政外交的不可分;二是经济变化:全球化的进展,即危机的连锁波及和对全球化的反击;三是安全保障的变化:威胁多样化,即威胁主体多样化、威胁手段多样化和威胁表象多样化。[18] 从日本政治家和学者对未来世界发展趋势的判断看,看似有一定的差异,但总体具有一致性。特别是对全球化和对新的威胁上具有共同认识。
  其次,对日本未来变化,日本学者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他们认为:基于以上所述的多样化威胁,对于日本最为不透明的感觉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所带来的危险性在不断增大。这给日本作为国家的存在地位提出了问题。尽管日本由于经济实力在国际社会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考虑到今后日本国内努力的懈怠、经济发展的局限性,特别是全球化发展中其他国家以及一些国家组织的发展,日本在世界上现在所占有的“相应的”地位,出现颓势的担心或将在未来成为现实。进而由于日本不能以军事力量为背景作为追求国家利益的手段,就必须充分考虑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相对变化,从而认真考虑外交处置和国力的配置并将其落实到行动上。[19]
  从以上不难看出,日本人固有的危机感依旧强烈,对经济的自信也大打折扣。尽管如此,作为21世纪的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目标依然十分清晰,即建立起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国民安全与繁荣为前提的灵活应对新变化的安全机制。这就意味着日本会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而适时调整其国家安全战略。这种调整总体看有两大必然趋势:
  第一个必然趋势是:通过修改宪法扩大日本的自主防御权力和能力。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和年轻国民因无战争创伤遗痕,对现有宪法的合理性存有质疑,绝大多数认为现有宪法是麦克阿瑟宪法,即美国宪法,没有反映日本根本利益,特别是有关战争权和集体自卫权。 “9•11”事件的发生,对于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判断,更使日本将国家安全保障看成头等大事。因此,一旦国内国际时机成熟,修宪程序必然启动,最终成为“正常”国家。这既是日本为维护国家利益所采取的必然行动,也是日本人危机感前提下自尊心宣泄的需求。
  第二个必然趋势是: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做牵引,运用一切资源打造政治大国,拥有世界性重要话语权。经过多年的努力,通过联合同道者和经济利益互换等手段,已经积累了众多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日本人清楚地认识到,“积极参与与我国利益相关的国际决策机制中去具有不言自明的必要性。”[20] 而日本人的执着、自信秉性和现实与长远利益需求结合而形成的战略意愿,都将使其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半途而废,必将成为其在追求国家利益中一种不可逆转的努力趋势。
  以上的两个必然趋势,折射在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中,必将显示出: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日美同盟依旧是其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基石,日本将在此基础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经济上通过内部改革和外部联合保持其在世界的优势地位,并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力争成为世界经济秩序的主导者,其中确保能源安全保障必将成为主线;政治上全力推进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步伐,以此标志日本的政治大国地位;外交上采取东西方向并重、软硬实力齐用策略打造多元的实用主义外交,重点通过强化外交“说服力”来化解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为提升政治地位、主导地区事务开辟道路;军事上继续发挥日美同盟的安保作用,以低成本的国防投入创造高收益的安全保证,在适当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修改宪法,完成从以美国防卫为主向自主防卫为主的战略转变,并实现军事“外向化”战略目标。这些是都是由日本人的战略文化和战略意愿所决定的,加之日本不会轻易改变社会政治性质。
  (二)模糊易变的因素
  尽管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与走向十分清晰,但由于诸多固有的内在问题,特别是日本战略文化的特殊个性,也存在着一些模糊异变的因素。
  首先,日本政坛处于不稳定期。激烈的日本政党派阀斗争导致政府频繁更替。眼下的日本政治生态正处于一种不稳定的过渡期,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一些难以看清或难以预期的变化。尽管在这种争斗中,由于各种力量的相互牵制,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会基本保持一种摇摆中的平衡,不会出现大的调整,然而一旦争斗停止或大幅减弱时,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将出现重大变化。
  其次,日本目前战略思维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折期,其中包括思想认识的大辩论。例如日本评论家西胁文昭曾撰文称:“美国右手举着让亚洲主要国家分崩离析的控制理论,左手擎着在驻留美军的实力背景下保证亚洲市场开放门户的政策,想要尽量长期维持美国‘大发慈悲的单极统治’”;但是,21世纪的世界将通过形成三极结构,即“先行一步的泛欧主义和奋起直追的泛亚主义,还有美国的资本主义”,“向实现世界人性解放的‘国际民主主义’迈进”。因而,日本21世纪的世界战略应该包括三项关键内容,即:一是 “通过多边协调形成亚洲多边安全保障”;二是“建立稳定的日中关系”;三是“旨在建立扁壶状社会体系的泛亚主义”。 [21] 这种观点反映了日本多极化要求和对美国单极化要求的不安,希望通过中日的协调来实现亚洲稳定,通过欧洲、亚洲、美国的合作,实现世界的稳定。然而,“脱亚论”依然有其市场。在日本的战略思维中依然有将中国、俄罗斯视为日本威胁,主张应与欧美国家结盟发展的强烈呼声,日本拓殖大学校长渡边利夫就称:“中俄现在所秉持的都是对日本挑战性的外交战略,不是日本应该选择的朋友,这也是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得出的”。[22] 这种学术争论,一定程度上会对日本的决策层产生影响,从而使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在调整时产生彷徨。
  第三,日本经济的脆弱性。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是日本经济最脆弱部分甚至是死穴。其中,国外资源承载着日本的经济,一旦由于某种因素导致日本在能源和材料方面发生严重短缺,日本经济将面临严重的危机。经济的缩水或衰落,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变化,运用何种方式摆脱困境,将成为日本人的抉择。固有的强烈危机感与现实困境结合,会否导致日本人铤而走险,无人敢妄下定论。
  第四,日本国民的非理性性格。日本人性格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就是感性优于理性、直觉优于逻辑和直观情绪性倾向,这甚至被认为是“日本民族的精神特征”[23]。日本人的这种非理性的思维方式一旦与危机感、自尊感、自信感等固有心理特征在某个点上“恶性”结合,将会形成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即因利益膨胀而挑战强权,这点历史经验已经告诉过我们:对中国的挑战――中日甲午战争;对俄国的挑战――日俄战争;对美国的挑战――太平洋战争等。因此,日本人渗透到骨子里的“大和”精神实质,一旦无法抑制地喷发,必将导致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大幅调整。
  
  四、结论
  
  战略文化是国家安全战略制定的基础和原动力,战略意愿是战略文化在特定时期现实判断与未来憧憬结合的无形利益诉求,而国家安全战略则是战略文化与战略意愿结合后的有形产物。特殊的战略文化与战略意愿相结合必然产生相应的国家安全战略。正如“性格决定命运”一样,战略文化甚至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亡。
  随着日本国家身份定位问题的解决,新的战略意愿开始产生,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变得越来越清晰,即运用一切资源尽早成为世界一流大国,这是日本经历战后经济高速成长后逐渐形成的一种国家夙愿,更是战略文化与战略意愿在新形势下的结合产物。但同样是由于日本人特殊的战略文化个性,也导致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存在着某些不确定的模糊因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本战略文化的复杂性,其既有“与强者为伍”的理性思维现实,更有“挑战强权”的非理性冲动传统。如果日本人的缺乏理性思维与某种现实问题集结并产生异变,导致“恶性”喷发,必将对地区和国际安全带来重大灾难性影响。结合历史经验和未来安全考虑,我们绝不能对此漠然和掉以轻心。特别是鉴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我们有必要对此保持高度的关注。
  
  注释:
  [1]李际均:“论战略文化”,http://www.省略/qx/lw/52577.省略1n.com/world/jp/2007429/2315323493.htm。
  [10]『平成21年版防�白�』,日本防卫省网站: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09/2009/index.html。
  [11]同上。
  [12]转引自金熙德:“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背景、理念与论争”,载《东北亚学刊》2001年第1期。
  [13] [日]中曾根康弘著,联慧译:《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第107页。
  [14] 《经济学人》周刊,2002年3月26日。转引自王少普:“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其内外政策”,载陈锋主编:《日本政治社会政治生态变化与中日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15]参见『平成21年度我が国の重点外交政策』,日本外务省网站,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jg_seisaku/j_gaiko_21.html。
  [16]刘强:“2008年全球安全形势纵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年第1期。
  [17]参见[日]中曾根康弘著,联慧译:《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第102-103页。
  [18]参见[日]猪口孝(�京大学教授)、[日]北�伸一(�京大学教授)[日]、国分良成(���塾大学教授)、田[日]中明彦(�京大学教授)、[日]�田茂�(青山学院大学教授)、[日]山内昌之(�京大学教授)、[日]山影�(�京大学教授):外交政策への提言―「チャレンジ2001�21世�に向けた日本外交の���」,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teigen/teigen.html#1。
  [19]同上。
  [20]同上。
  [21] [日]《世界周�》,2002年3月12日。转引自王少普:“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其内外政策”。
  [22] [日]《产经新闻》,2008年10月6日。
  [23] [日]中村元著:『�洋人の思惟方法3―日本人の思惟方法―』,春秋社,昭和59年6月第15刷�行,第802ペ�ジ。
  
  (作者简介: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南京,210039)
  收稿日期: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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