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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务总结 发布时间:2019-01-21 04:21:26 点击:

  写在新中国甲子年   葛剑雄      我们当初习惯于“忆苦思甜”,作纵向比较,体会到今胜于昔。今天的年轻人却喜欢作横向比较,与外国比,以世界先进水平为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了,按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正好一个甲子。
  我出生于1945年,对1949年的解放和开国已有印象,与共和国一起走过了60年。但在13亿中国人中,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只占约10%,绝大多数中国人出生于1949年之后。对他们来说,共和国的起点只能从历史了解。
  1945年7月4日,年逾六旬的黄炎培引用《左传》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古语,向毛泽东表达了他对政局的忧虑和对中共的期待――“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的回答充满了自信:“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当时,大概连毛泽东也没有想到,4年3个月后,他与黄炎培的谈话场所已移到了北京中南海,而他们的身份已是国家主席和政务院副总理。到今天,毛泽东的话早已应验,中共找到了新路,跳出了“兴也勃,亡也忽”的周期率。60年,已经远远破了黄炎培经历过的旧政权纪录――北洋政府才存在15年,南京国民政府也只有22年。
  但如果从历史的长河看,60年只是短短的瞬间。尽管中国史上也有走马灯式的短命朝代――五代十国期间的五个王朝加起来也不足60年,但汉、唐、明、清等朝代都延续了二三百年或更长,60年只是它们黄金时代的开始。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刘邦消灭项羽后即位,60年后的公元前142年是汉景帝后二年。在这60年间,汉朝先后削除了异姓诸侯,又平定了同姓诸侯发动的“吴楚七国之乱”,巩固了中央集权,正处于“文景之治”。经过休养生息,经济恢复,国库充实,为汉武帝的开疆拓土奠定了物质基础。此后西汉延续了147年,而由刘秀重建的东汉也长达195年。
  公元618年李渊建唐朝,60年后是唐高宗仪凤三年,唐朝平定其他割据势力,基本恢复了隋朝的疆域,并先后灭东、西突厥、高昌、朝鲜,形成空前辽阔的疆域。此后38年出现“开(元)天(宝)盛世”,即使在公元755年爆发“安史之乱”,唐朝还有152年国运,至公元907年才覆灭。
  1368年朱元璋建明朝,不久就将元朝残余势力逐至蒙古高原和东北,基本拥有元朝的其他疆域。到60年后的宣德三年(1428年),政局稳定,国力强盛,2年后郑和率庞大的船队第七次下西洋。此后明朝延续了216年。
  从1644年清军入关,顺治帝在北京即位,到60年后的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清朝已拥有明朝的全部疆域。在此基础上,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终于平定天山南路,形成空前辽阔的1300万平方公里疆域。康熙帝本人成为历代帝王中在位最长(61年)的一位,清朝也长达267年。
  何况我们的共和国与那些朝代迥然不同,它们是封建的、专制的、属于一家一姓的,而我们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的、属于全体人民的。只要得到人民的拥护,这个政权就能天长地久,超越以往任何朝代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共和国的第二个60年充满了信心。
  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这第二个60年也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国内,民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对未来的期望值会越来越大。我们当初习惯于“忆苦思甜”,作纵向比较,体会到今胜于昔。今天的年轻人却喜欢作横向比较,与外国比,以世界先进水平为参照。以往不够全面的历史教学,也使多数民众误以为中国自古以来领先于世界,落后只是近代100多年的事,因而急于要“恢复”大国、强国地位,执世界之牛耳。
  其实,无论汉唐雄风多么恢宏,天朝大国多么强盛,直到鸦片战争,中国始终没有受到过外来文明的挑战,也没有受到过除北方游牧民族以外的军事入侵。即使中国汉唐时代确实领先于罗马、阿拉伯,却没有发挥领先作用的机会,更没有与它们进行过竞争,甚至基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即使是在共和国的第一个60年内,在前30年中也经常关起门来发愤图强。但在今天和未来,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已经离不开世界,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必须以世界标准来衡量。例如,即使中国的经济总量能与美国比肩,中国的人均指标还远远落后于美国,而中国的环境指标与先进水平距离更大。
  有了理性的、切实的目标,共和国的第二个60年将迈出更坚实的步伐,向着第三个、第四个60年,向着未来,向着永远!
  
  中国如何长成真正的大国
  秦 晖
  
  逐步改变如今这种GDP增长虽然迅速但成果分享方面的缺陷却日益严重的状况,我们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内有凝聚力、外有感召力的大国。
  政府对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无疑功不可没。而在这60年间,政府扮演的角色中,哪些部分是迫切需要重新审视的?这无疑值得我们思考。
  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在其内部形成了“尺蠖效应”: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向右,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向左,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住。
  正如孙立平教授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
  这一轮经济萧条发生以来,“Chimerica”现象成为当今世界上议论的一个热点。但在我国,这个说法同所谓“G2”说一样似乎主要被视为中国地位提高的标志,于是讨论集中于我们为此应该牛气起来摆出经济强国的姿态呢?还是冷静地看到自己的实力还无法与美国相比,因此小心不要被这种“抬举”所迷惑甚至“捧杀”?
  但是其实,“Chimerica”或者说是“中美互补”现象之所以成为当今全球化经济中最醒目的一道风景,主要在于这样一种所谓的“互补”机制本身的特点,而不在于互补双方实力的评价。即便在“Chimerica”一词的创造者弗格森那里,它的意思也并非是说中国的实力已经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而是描述全球化中中美两国各自的奇特经济角色:美国这个典型的“过度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供”,而中国这个典型的“超低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需”,于是双方便形成了“互补”。这与实力地位上双方是否旗鼓相当,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危机前的泡沫时期,美国人从这种“互补”中得到了“高消费”,而中国从中得到“高增长”,但双方在各得其所的同时也已经有了牢骚:“超廉价的劳力、土地、资源付出,形不成有效进口需求,只换来巨额的‘绿纸’(账面美元)。中国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卷走了咱们的血汗,美国人埋怨中国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一旦美元狂贬,美国完了,我们的血汗也白搭。”
  危机一旦爆发,双方的抱怨立即升级。然而奇怪的是:双方的互相依赖似乎也明显升级:美国的消费窟窿越大,越希望中国增持美债,给他们填窟窿。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过剩危机越严重,越希望保住外需。于是一方面加强出口退税使产品更廉价,以适应美国因危机降低了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冻结《劳动合同法》,以降低生产成本维持“竞争力”,但消费不足却因此更难改变。
  于是美国何以“高消费”、中国何以“低消费”便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笔者前曾指出:美国这些年来的“过度消费”现象既不能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能用观念上的“西方文化”来解释,它表面上的原因是美元的透支功能,而深层的原因是民主制度下“反向尺蠖效应”形成的国民“自由福利双膨胀”带来的消费激励。
  回过头来看中国。无论是就中国经济几十年来的纵向分析来看,还是就中国与其他国家及经济体的横向比较看,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因素是多样的: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处于高增长阶段、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都会影响居民消费率的提高,还有些人说儒家文化有高储蓄传统,也会压低消费率。同时不言而喻的是,居民消费率也并非越高越好,处在上述几种因素影响下的国家消费率低一些是正常的。很多穷国与经济停滞国家积累率低下,一点点产出吃光了都不够,居民消费率显得奇高,这同样是一种病态。
  但是无论如何,像我国如今这样奇低的居民消费率,无论与东亚、东南亚那些经济发展模式与我国类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相比;与印度那样同处于高增长阶段的发展中大国相比‘还是与“新欧洲”那些同样发生了经济转轨、并且增长率也很高的“前计划经济国家”相比;甚或与文化传统相似的韩国和台湾等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经济体相比,我国如今的居民消费率都要明显地低得多,在国际国内这都被认为是不正常。而且造成这种奇低消费率的原因、至少与上面提到的那些类似国家和地区相比,不能用上面列举的那些因素来解释。显然,这只能与我国独特体制下造成的“尺蠖效应”对居民消费率的抑制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拉动内需”就不能仅仅在经济政策上做文章。最近陈志武教授指出:民主才能拉动内需。我以为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如果我们能够在“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这两个方向上不断取得进展,逐步改变如今这种GDP增长虽然迅速但成果分享方面的缺陷却日益严重的状况,我们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内有凝聚力、外有感召力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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