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驾马车起步?:三驾马车

来源:党员自我鉴定 发布时间:2019-01-12 点击:

  长期以来,东亚合作进程始终是由东盟主导,中日韩只是尾随其后的参与者。如今却出现了新的特点:危机驱动减弱,东盟推动乏力,安全阻力增强,秩序竞争加剧。
  
  2008年12月13日,首次中日韩领导人单独会议在日本福冈举行。此举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同时也自然引人遐想:牵引东亚合作的中日韩三驾马车是否由此起步?
  
  “数千年”和“十年”的跨越
  
  1999年11月28日,在时任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的提议下,中日韩领导人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了首次三边会晤。同为东北亚邻国,中日韩领导人却是数千年来首次三方聚首,而且是借助东盟搭建的“10+3”对话平台,采取的还是“非正式早餐会”的迂回形式。2001年,在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的提议下,早餐会正式升格为“10+3”框架下的中日韩峰会。
  
  中日韩既有经济合作的优势,也有政治与安全合作的需求,而且有着悠久交往中形成的共同文化传统。但是,中日韩却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合作步伐最慢的群体。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记忆各不相同,现实利益复杂缠绕,国际关系盘根错节。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迄今中日韩上演了一出出若即若离、欲合又止的戏剧。在日本不时引发的近现代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摩擦,中韩立场时近时远;在中韩古代史及文化遗产纷争上,日本乐作壁上观;在领土与海域问题上,中日韩纷争犬牙交错;同为美国的盟国,日韩对华安全战略颇为不同;在自由贸易协定缔结谈判顺序上,日韩都把美国等其他国家排在中国之前;对待东亚合作,日本必欲以“10+6”来牵制其认为中国影响增强的“10+3”框架;对待日本“争常”等大国化动向,中韩立场同中有异。另外,中日韩合作中也存在着是轮流牵头,还是中日某一方主导,抑或由韩国充任协调者的问题。
  近来,中日韩合作的促进因素得到增强。APEC、“10+3”、“10+6”、六方会谈等多边合作的进展,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美国软实力的相对削弱,世界金融海啸的爆发,这些都产生了增强中日韩向心力的作用。
  2007年11月20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就三国轮流主办峰会达成协议。2008年6月,中日韩三国外长东京会议,确定9月在日本神户举行首次独立于多边会议之外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因福田康夫首相9月1日突然宣布请辞,此次峰会应日方要求而推迟举行。
  12月13日,首次中日韩领导人单独会议终于在福冈举行,温家宝总理、麻生太郎首相和李明博总统出席了会议。从1999年的马尼拉会晤算起,福冈峰会正好是第十个年头。如果说十年前那场亚洲金融危机促成了“10+3”框架下的三国峰会,那么当前这场世界金融海啸显然对三国单独峰会产生了助推作用。
  在福冈峰会上,三国领导人签署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温总理指出:本次会议确立了三国伙伴关系,并将三国领导人单独举行会议机制化,标志着中日韩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0+3”,“3+10”,还是“3”?
  
  历史上,中国、日本和美国先后在东亚称雄,曾形成或试图形成的地区秩序均为以一个中心国家为顶点的金字塔型地区秩序。迄今为止,东亚地区尚未出现各国间平等合作的地区秩序,因而缺乏走向区域一体化的机制经验和心理准备。如今,东亚合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促成该机遇的因素,首先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带来的紧迫感以及西欧、北美经济一体化提供的示范效应。其次,东亚各国特别是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现代化持续快速发展,结束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一枝独秀”的局面,为本地区走向合作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
  回首东亚合作的历程:从20世纪60年代的构想期到70~80年代的酝酿期,主要推动者是日本;90年代前期的探索期,主要倡导者是东盟和日本;1997年以来的启动期,主导力量是东盟。
  1997年以来,东亚合作逐渐形成了四个轮子同时并进的态势,即东盟10国合作;东盟分别与中、日、韩的三个“10+1”合作;中日韩合作;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其中,转动最慢的是中日韩三国合作,而这恰恰是最大的一只轮子。
  就经济实力而言,中日韩强于东盟,东北亚强于东南亚,中日韩分别为世界第四、第二、第十三位经济体。在东盟加上中日韩13国的GDP中,中日韩占92%。中日韩在经济结构、技术水平、资金实力、外汇贮备等方面也远远超过东盟整体,本应成为东亚合作的主要推动力量。但因历史、政治、地缘等复杂因素,中日韩三国的合作始终步履艰难。东亚合作进程始终是由东盟主导,中日韩只是尾随的参与者。如今,东亚合作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定向期。其突出特点是:危机驱动减弱,东盟推动乏力,安全阻力增强,秩序竞争加剧。因此,如下问题自然被提出:中日韩能否成为牵引东亚合作的三驾马车?
  共同经济利益是中日韩加强三边合作、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的首要动力;推动经济合作,也是绕开政治与安全因素干扰而推动地区合作的有效途径。但实践证明,单纯在经济领域内推动合作的做法日益显露出了局限性。政治与安全因素,正顽强地在中日韩合作进程中显示出其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有鉴于此,中国领导人早已主张,中日韩合作,应从经济合作起步,但应逐步向经济与政治合作过渡。
  对中日韩加强合作的趋向,东盟表现出了疑虑。对此,中日韩三国不能不给予充分考虑。《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就此指出:三国将共同“推进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合组织等更大范围的区域合作。”
  
  三边对话林立:
  预示东亚未来前景?
  
  20世纪90年代末,建设东亚共同体成为本地区各国的共同目标,但具体操作却举步维艰,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美国因素的牵制以及东亚各国都把对美关系视为重中之重。美国从骨子里不愿意看到东亚出现一个区域共同体,因而通过与日本、韩国的双边同盟、与东南亚各国的密切联系以及对中国的影响,对东亚共同体进行牵制。迄今为止美国的对应方案是:力图维持伞形双边同盟体系的核心地位,对中俄两大国实施两面下注战略,试图以亚太合作抵消东亚合作,同时探索六方会谈扩展方式。
  在美国牵制和中国崛起的夹缝中,21世纪初期日韩两国的外交都处在“战略贫困与摇摆”的十字路口。“挟美制华”的功效日益捉襟见肘,但“脱美亲华”又被其认为缺乏条件。作为现阶段的合理选择,日本一些政治家提倡建立“日美中正三角形关系”,一些学者提出了“日美中政府间对话”建议。韩国唯恐被边缘化,亦在探索平衡推动对美、对华关系的途径。
  2009年,各种三边对话很可能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美日韩对话由来已久;近年来日本又极力推动着日美澳、日澳印对话,力图最终把其连接成“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此番中日韩单独会议的机制化,是亚太地区三边对话潮流中的一股无冷战思维污染的清流;视奥巴马走马上任后的态度,中美日对话的启动并非天方夜谭;对此深感危机的韩国,很可能提议举行韩美中对话;展望未来,谁又能完全否定有朝一日会出现中美俄三边对话启动的可能性呢?
  三边对话林立,是东亚走向一体化进程中的过渡性现象,还是预示着多元、多极或无极化本身就是东亚未来前景?这个话题又引出如下话题:东亚合作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
  在如此复杂的秩序变动期,中国的应对之策应当是全面、合理而又稳妥的。近年来,中国外交的四根支柱即周边、大国、发展中国家和多边都得到了加强。中国应继续多管齐下,根据每一时期形势的发展变化而灵活调整政策顺序,防止刻意追求一种僵硬的区域与国际秩序模式。推动构筑“和谐东亚”和“和谐世界”,是中国外交的目的,其他皆为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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