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宇中国存亡,在此一举|游高君宇故居有感

来源:读后感 发布时间:2019-01-19 点击:

  爱国却不盲目排外,爱国却不闭关自守,爱国却强调普世价值,有理、有利、有节。         1919年5月3日,巴黎和会上中国合理要求被拒绝的消息在北京报纸上正式发表。当晚,北大三院礼堂内,庄严、肃穆。全校一千多位学生静静地集队涌入会场,北京十三所中等以上学校,派出了他们的代表。《京报》主笔、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邵飘萍报告了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经过,沉痛激昂地向与会者大声疾呼道:“同学们!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中华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北大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应该挺身而出,把北京各校的同学全部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23岁的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英语系学生高君宇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主张“游行抗议当局”,践行李大钊“直接行动”的主张。同学们在会上争相演讲,声讨、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撕开衣襟,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把会场气氛推向了悲壮激烈的高潮。
  经过热烈讨论,大会作出如下决定:5月4日联合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通电各界一致奋起抗争;通电各省于5月7日举行爱国游行;通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
  为了筹备这次游行示威的经费,高君宇组织学生们排起长队,依次将身上所带的银元、铜板、戒指、手表、钢笔等钱物,纷纷掷到台上的捐赠箱里。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十一点了,但大家并没有回去休息,而是忙着做各种准备工作,有的负责联络其他学校,有的起草宣言、电报、传单,住在西斋的高君宇彻夜未眠,和同学们用撑蚊帐的竹竿和白床单做起了旗子、标语。到天亮时,几乎每一位北大学生手里都有旗子。
  
  单纯爱国到理性思考
  
  1919年5月4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一向平静的天安门广场沸腾起来,各校学生陆续到达,“凡先到者辄欢迎后来者以掌声,而后来者则应和之以摇旗,步伐整齐,仪容严肃,西人见者,莫不啧啧称赞”。北京大学等十三所学校学生约三千人,挥舞着白色小旗,高举标语牌,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标语牌上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等字样,“废除不平等条约!”、“惩治卖国贼!”的口号此起彼伏。走在队伍前列的,就是高君宇。
  高君宇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前夜。高君宇的父亲高配天,是位开明士绅,曾参加过义和团和同盟会。耳濡目染,幼小的高君宇便萌发了朦胧的反帝爱国思想。1915年春,袁世凯同日本签订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年仅19岁的高君宇“愤懑填胸,嘘唏浩叹”,走上街头,发表演讲,号召全国人民起来进行反帝斗争。
  1916年《新青年》在北大创办时,北大才刚满18岁,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青年”。这一年,高君宇考取北京大学。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那段激动人心的寄语,“世界的而非锁国的”、“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打开了他的心扉。在中国新思潮的中心,高君宇进一步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很快就成为思想上激进的青年领袖人物,由单纯的爱国向深入思考国家前途的革命者转变。
  1918年5月21日,高君宇和北京各校2000余人到公府请愿,要求北洋政府取消《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由于缺乏斗争经验,这次请愿活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这次活动却作为近代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第一次的公开的游行请愿活动而载入史册。这次活动也使学生们认识到要进一步团结起来的必要,不久成立“学生救国会”,为以后的斗争做了准备。
  国难当头、群情激愤之时,这个在同学眼中有着“眉清目秀”、“温文尔雅”的年轻年轻人,终于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火烧赵家楼
  
  当队伍行至东郊民巷西口时,遭到守卫在那里的中国巡捕的阻拦。这激怒了广大的爱国青年,于是游行队伍像滚滚怒潮涌向东城赵家楼曹汝霖住宅。高君宇等十几个学生冲入曹汝霖内宅,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火烧了赵家楼,演出了“五四”运动壮丽的一幕。高君宇也以其“弘毅果敢”的爱国壮举,被誉为“中国青年革命之健将”,成为当时青年学生崇拜的偶像。
  
   “一个人只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有一颗爱国之心,就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什么苦楚,什么冤屈都受得了。”5月4日以后,北京被捕的学生,也愈发增多,城内的拘留所,都拘满了人,军警们把北大第三院,改成临时拘留所,第三院拘满了人,又把第二院一并改为拘留所,可学生们没有一个退缩的。高君宇为了营救同学,带病奔走,“殴击曹、章,首当其冲,奔走呼号”,“遂因积劳过度,而患呕血者二次。”
  一位参与者回忆:“被捕的学生初由各地的警察送到各警察分局分所,而那些学生就在各分局分所对着看守的警察演讲起来,演讲的学生大都‘垂泪而道’,而听讲的警察亦大都‘掩面而泣!’甚至于有深表同情于学生而大骂那些卖国贼段徐曹章辈的。”
  直系将领吴佩孚致电徐世昌声援学生运动:“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其心可悯,其情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在风潮、声音、呼喊与眼泪中, 6月5日,在街头演讲的学生达到了五千余名,“每个街道、胡同、公园、市场,都变成了公共集会场所”;而在他们的身后,上海大约7万名工人参加罢工;沪宁、沪杭铁路工人总罢工;济南工人罢工;汉口工人罢工;各省代表纷纷来到北京,要求废除一切对日密约、拒绝出让山东……五四,如同一道闪电,划裂历史厚重的幕布,率先点燃了反帝爱国的火焰,在那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折时期,如燎原之火,迅速燃遍了全中国。
  
  一个新时代来临的预兆
  
  20世纪中国不乏壮烈的群众运动,但胜利且永垂青史的不多,“五四”是罕见的范例。“五四”当天被捕的32名学生和6月3、4两日被捕的八百多同学均获释放,没有受到伤害;迫使总统徐世昌下令免去三个公认的亲日派政客――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的职务;迫使北京政府及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改变初衷,拒绝在损害中国主权的对德和约上签字;挫败了撤换北京大学校长的图谋。
  胡适的老师,美国学者杜威恰好在“五四”高潮时来到中国,他几乎目睹了“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作为一名在民主社会生活的自由主义学者,他这样热情地称赞这场学生运动:“他们要以学生的身份独立采取行动。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大清除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在沸腾的学生运动及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背后,杜威还发现当时学生撰写的文章中已有了某些新的特质:“第一特点是有很多问号;其次要求完全自由地回答这些问题。在一个思想信仰一度被正统约束成教条和自满自足的国家里,这种讨论问题的狂热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预兆。”
  近代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爱国主义。大清帝国的权贵和义和团民以“天朝上国”自居,自我封闭,冀图剿灭一切外来事物,未尝不出自“爱国”情愫。魏源、王韬、郭嵩焘、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则开创了启蒙与救亡相结合的现代爱国主义。其特征是正视本国的弱点,勇于民族自省,以开放心态学习外来的先进事物。
  1919年的中国积贫积弱,列强环视,几被瓜分,正是在这种极度的痛苦之中,五四青年们寻找着一种更为根本的救国之道。“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改造“国民性”,便成为救亡的迫切任务。这样,救亡与启蒙,便在某种程度上统一起来。
  “历史上的事件与人物,是只过一趟的,是只演一回的”,但“此一回的演行,乃永久存在”。从那时起,中国青年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也是从那时起,从“五四”到“三一八”、到“一二九”,到昆明街头反内战、争民主的集会,再到北京城里抗议美军暴行的呐喊,中国青年,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沿喊出时代的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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