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幸福,必须的】幸福了吗白岩松

来源:读后感 发布时间:2019-03-15 点击:

  从大草原到央视直播间,不变的是他对信仰的追寻;从十年前的《痛并快乐着》到新书《幸福了吗?》,他犀利依旧;从绿茵场上的青涩小伙到四十不惑身为人父,他扪心自问幸福的真谛。白岩松,一个时代的记录者、思考者、共同成长者。在上海书城的新书签售会上,他说:“时代进步了,终于到了要把幸福作为大事的时候了。如果倒退20年,我们坚定地认为物质进步就是幸福,可现在幸福并没有如约而至。敢说自己幸福的人,我还真没见到太多,大家应该经常问问自己‘幸福吗?’”
  幸福是对青春的记忆
  白岩松出生在内蒙古的海拉尔草原上,母亲是一位历史老师,由于父亲早逝,他和哥哥扛起了家庭的重任。北方的冬天特别冷,附近的井水不能喝,生活用水成了大问题,年幼的白岩松要去200米之外的朋友家挑水。井水结冰,他先要在家烧一壶水浇到井里,再用扁担挑回家,一周两次,从不间断。
  第一次看到电视机,是20世纪80年代初,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被层层锁在柜子最深处,白岩松笑言:“没想到多年后自己会成了电视机里的人。”第一次看春节晚会,是到邻居家蹭的,电视机上罩了个放大膜,画面因此变得大而变形。《我的中国心》给白岩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他一直不明白:洋装是什么装?香港在哪里?念念不忘的还有“过滤嘴裤子”,人长高了,便在裤子下面接上一截,外形如同过滤嘴香烟,有时接了两三截,还是不同颜色的。在家门口的院子里种菜,自制玩具枪,弹玻璃球,偷听邓丽君磁带,这些组成了白岩松的童年。
  升学考试时,赶上《姿三四郎》的热播,权衡再三,白岩松决定选择看电视。于是他以上自习为由,躲到同学家看,成绩也滑落到全班倒数第二名。临近高考,白岩松临阵磨枪,舅舅送了好多在当时算补品的方便面。比起很多人考艺术院校的执著,白岩松多少有些“动机不纯”,母亲的一个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来拜年,听说广播学院有时间看闲书,考试还容易过,才决定报考。他笑称:“那时广播学院没什么名气,等于买到了原始股。”
  初到北京,白岩松就被罚了1.5元的“巨款”。那天,他买了包糖炒栗子边走边吃,总觉得身后有人跟着,一回头,大妈说:“交罚款,吐一口壳5角,一共3口。”至今,他看到栗子都有些抵触。
  对当时的大学生而言,吃和看书是两大主题。白岩松回忆道,他经常买个馒头当夜宵,但不论藏得再好,回宿舍一摸,没了,被偷吃了;当时班里还成立了个“油肚协会”,腰围二尺五以上者可入会,结果30人里有3个合格的;有些囊中羞涩的学生,出下策去偷书,一旦被抓问及姓名,男生总叫常振铮,女生叫刘继南。后来书店一打听,广播学院院长叫常振铮,副书记叫刘继南。
  传看武侠书,在宿舍厕所打麻将,看现场配音的外国电影,通宵舞会,写诗下酒,听摇滚乐,和同学从成都流浪到南京。这些都构成了他丰富的大学生活。
  而白岩松最重要的业余活动便是踢足球了。最高纪录一天踢了7个多小时的足球:“我一直觉得自己是足球专业毕业的,两次成为‘广院杯’进球最多的球员,连毕业照都是以球场为背景。”
  幸福是对时代的见证
  毕业后,白岩松被分配到《中国广播报》工作,后进入中央电视台担任新闻评论部主持人,其节目《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新闻1+1》等以独特的视角和犀利的语言深入人心。对他而言,犀利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我最讨厌假、大、空。岁月把本来有棱角的人变成一个个混沌的圆。人人都喜欢听真话,自己为什么不说真话?很多人劝我别做新闻评论员,因为我每天都得罪人,我妈看电视都替我揪心。可我能不选择这条路吗?这是一场长跑,我希望新闻人能形成一股力量推动时代前进。”从事电视行业开始,白岩松送给自己9个字: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做个不顺从的群众,是他的定位:“一个记者如果过于顺从,那赶紧改行,只追求安全的媒体不能称之为媒体,不信你放报摊卖卖看,能卖出去才怪。不愿意承担风险才是最大的风险,一味地和谐是最大的不和谐。批评给了我批评者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温暖,真正有理想有责任的新闻人,永远感受的是痛苦。”
  新书《幸福了吗?》的彩页上,有一张白岩松在莫斯科演播室里边喝酒边手舞足蹈的照片。他戏言:“这是我喝酒时最文雅的样子了。”2001年,白岩松奔赴莫斯科主持申奥直播,在宣布结果时,他比萨马兰奇更早说出“北京”。
  “非典”期间,白岩松的《时空连线》在新闻界抢占了多个“第一”,而这始于一场同学聚会。广州来的同学恳求他帮忙买一箱“板蓝根”,说那里都快卖完了,敏锐的白岩松感到这不是小事,当天就派记者赶往广州。面对温家宝总理,他引用了普利策的话:记者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望员,前方有任何好与不好都要及时告诉船长和乘客,如果只报好消息,船长怎样做决定呢?
  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白岩松正在昆明机场,他立即赶赴灾区。当看到“欢迎再到北川来”的标语,他要求合影,作为重返的承诺。当他朗诵《生死不离》的时候,泪流满面,而身为主持人,他却要克制感情。传递奥运圣火时,他用单指指向蓝天,用来表达对地震遇难者的哀悼。
  “尽管我深爱着新闻事业,但总有一天会和它说分手。”在获得“中国金话筒奖”、“中国十大杰出青年”、“长江韬奋奖”之后,白岩松告诉自己忘掉奖项,当一个新人。作家刘恒对他说:“小白,如日中天,小心太阳落山啊。”他答道:“放心,换个地平线再升起一回呗。”怀着杯满则溢的警醒,他从观众的视线中消失了一年,后又辞去制片人职务,只保留了“评论员”的名头。“杯子满了,只有倒掉才能继续装水。可能你恋恋不舍,观众去意已决。”
  幸福是对生活的感恩
  从《痛并快乐着》到《幸福了吗?》,白岩松座右铭也变成: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
  在他看来,偌大的中国,再难找到平静的心灵:“原来以为四十不惑,现在我的疑惑更多了。走到哪里都能听到抱怨,别说幸福了,连开心都很难,幸福必须是持续的。所谓混得好的,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痛苦,所谓混得不好的,也有他的幸福。用我妈的一句话:‘人的一生,不管贵贱,最后一算分,都一样。’”
  针对“你有房有车了,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言论,他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才发现没有那么重要:“我32岁之前都没有自己的房子,每个人都在寻找幸福,可走着走着,就成为了物质的奴隶,走远了别忘记是为什么出发。有时我看到别人闯红灯,我以为他有多急的事,结果过去了他乐呵呵地等同伴过来,那一刻我特别沮丧,我们到底是怎么了。如果太忙,心就死了。真希望人们见面能从‘吃了吗?’‘混得怎么样?’变成‘幸福了吗?’”
  自称也是“80后”的他很心疼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背着‘三座大山’,住房、理想、人际关系。很多中年人愿意回到过去,我不愿意,如果回到我年轻的那个时代还成,要我在这个时代做一个年轻人,压力太大,大家都像蜗牛一样背着重重的壳。”
  书的扉页上有一首仓央嘉措的诗:“这佛光闪闪的高原,三步两步便是天堂。却仍有那么多人,因心事过重,而走不动。”白岩松认为没有比这更能反映他的内心:“我一直喜欢仓央嘉措的一首诗,直到在北京甜水园图书市场买了诗集,才发现那首是假的。如果那天没去甜水园,就不会遇到现在这首,这就是缘分。”
  在拍摄《东方之子》的前夕,白岩松遇到了唐浩明的《曾国藩》,这是他最喜欢的书之一,正是这本书,让他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找到了走进“东方之子”们内心的路。他坦言曾国藩很幸运,落在了老乡唐浩明的手里,“那些伟人很幸运地落到了茨威格手里,又被傅雷翻译了。现在我是落到了自己手里,要对自己诚实点”。
  用白岩松的话来说,恋爱中的人是幸福的,“他们听到鸟叫都觉得是自家亲戚。”和朱宏钧结婚多年,他自诩“广播家属”,儿子清扬更是生命的一部分,“因为夫人喜欢金庸,才取了这个名字,小名巴蒂,我在家里的地位只能取小名。他还没出生的时候,我的心愿是带着孩子去美国迪士尼,现在他扔给我一句话‘迪士尼?小孩子才去。’他最爱的是迈克尔・杰克逊,把海报贴得满墙都是,我不会去干涉,我年轻时更疯狂。他以后想干什么职业,我和夫人不负责写他的剧本,只想做称职的观众。”
  “十年前我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我还有很多黑头发;十年前踢球很少受伤,现在经常受伤;十年前喝各种饮料,现在爱喝普洱;十年前绝对不会用手绢,现在二十几块轮流用。”至于十年后,他说还可能出书,连书名都想好了――《终于信仰》。
  (宋秋铭荐自《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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