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绘画的大转折_毕加索的绘画艺术与政治思想研究

来源:读后感 发布时间:2019-04-12 点击:

  毕加索(1881-1973),法籍西班牙人,现代派画家,一生画法风格迭变,前期作品近似表现主义的主题,多表现对乞丐、流浪艺人和马戏演员的深切同情;后期注重原始艺术,简化形象,抽象夸张。其作品个性粗犷刚劲、手法统一和谐,表达了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与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的精神以及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强烈政治思想倾向。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强烈的政治人物。
  毕加索生活的时期,他的祖国多灾多难,一个又一个的专制王朝和军事独裁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5岁时,毕加索就创作了《科学与仁慈》,画面上,一位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的母亲,一面接受医生的搭脉诊断,一面忧伤地看着修女怀抱中的孩子。他虔诚地期盼科学将人类从病态的绝望中解救出来。在乡间,他结交了很多老实善良的农民朋友,同情他们的悲惨生活,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了《阿拉贡人的风俗》。他深入到下层人民的生活,对他们的不幸遭遇抱着深切的同情,对人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刻地讽刺。这时期,毕加索的画以忧伤的蓝色为主调,描绘了无数表情冷淡、面容干枯、身体僵直的被社会抛弃的孤独者。
  毕加索的“蓝色时期”,背景简化,避开光感和深度,把人物画成简单的形象,以沉重、强烈而流动的线条,给人以不真实的、虚幻世界的印象。这时期正是毕加索对现实生活真诚关注的时期,他没有脱离普通群众去追求某些哲理性强于艺术性的表现。蓝色是贫穷的象征,蓝色代表着忧郁,体现了毕加索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
  从1905年起,毕加索的绘画风格发生了变化,玫瑰色代替了蓝色,绘画对象亦由蓝色时期的乞丐、瘦弱小孩和悲戚妇女转向杂耍艺人及风华正茂的女孩。这并不代表毕加索和祖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已经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压制和迫害,毕加索似乎在通过作品鼓励和鞭策人们:应该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和饱满的精神去面对现实,去改造现实,对不满的社会制度进行斗争。通过毕加索这个时期的创作可以发现,笔下人物的表情虽未摆脱孤独、郁闷,但已不再是绝望,色调也随之变为轻快的粉红。我想,这并不只是毕加索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改善的结果,更是毕加索的思想在不断成熟的印证。
  然而,这位西班牙艺术家在创造出立体主义语言之前的那些时日中所走路程的各个阶段,都是处于“世纪末”的欧洲文化气氛之下,并带有双重探索的标记;既坚定地探索绘画风格,又探索强烈感情的表达。他曾尝试过运用炽烈而明亮的色彩,加强他那些属于蓝色时期的多愁善感的笔调;他也常从后印象派色调的精细中重新发现形体的大略简洁笔法。增强他“粉红时期”的转变和吸引力。他那被评论家称为传统与现代绘画分水岭的《亚威农的少女》中描绘了五个形象离奇的裸女,既象征着生命力量,又体现着邪恶与罪孽。他不像野兽派那样把着眼点放在色彩上,而在形体构成上做了最大胆的创造。他采用灵活多变、雄浑有力、宽广而概括性的平面造型手法,把形体的结构随心所欲地组合起来。这些平面甚至发展到超越单个的物体,囊括周围的全部空间,高度的抽象与变形,要求观众从事物的内涵去认识和解析这一崭新语言。他把惯用的古典美女的甜静画法改为棱角分明、更具勃勃生气的表现,早期绘画中无力的曲线风格消失了,胳膊肘和关节像架起的随时准备发射的导弹,身体呈剧烈的运动状、齿状、锥形状。并且还不断地变换底色,使主题思想的不断强化也同样伴随着画面的语言更加复杂。
  毕加索这样画不能离开西班牙对其产生的相当影响。在地理上与法国北部大片的绿色相比,他更强烈地喜爱西班牙空旷、苍白的景色;在精神上他的思想也突然开始同样的转变并力量倍增。面对毕加索在奥尔塔・圣胡安所取得的形体上的辉煌成就,人们没有做好任何思想准备,《亚威农的少女》中每一个形体都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力量,一种完全是它自己的活力,它彻底否定了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视三度空间为主要目的的传统绘画,强化其变形,目的也是增强其吸引力,唤起人们的思想。也正因为如此,毕加索不愿意画只有很少人能接触到的崇高物品,他也不愿意走到极端,创作完全抽象的作品。他想继续绘制直接表现现实世界但不是重创这个世界的作品,他要确保观看他的作品的人能理解他所看到的东西。
  “《亚威农的少女》可以被称作第一幅立体派作品。”巴尔先生说道,“因为他打破了自然形式,无论人物、静物还是衣饰,使倾斜、交替的平面,都成了半抽象的整体设计,整个画面被压缩在一个浅层空间里,这本身就是立体派。”毕加索在画《亚威农的少女》的时候,由于有了科学的“进步”的思想,文明已受到相当程度的认识――换句话说,由于有了朝着更加牢固地掌握现代生活规律胜利前进的思想,在一个又一个领域内,人类的脆弱即将被消灭,古老的常识观念将被抛弃,一个新的时代要求有一种新的艺术,而且这样的时代人们感到有一种个人的失落感,假如他们没有真正感到耻辱的话,假如艺术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发挥作用的话。毕加索的作品似乎又站在时代的前沿,给人们以极大的鼓舞和斗争的勇气。
  但是,或许有的艺术家会认为毕加索的《亚威农的少女》其变形夸张大大超过了正常视觉审美可能承受的界限,走到了在生理上令人产生反感和生厌的地步。然而,只要把握一下毕加索当时的思想政治倾向,就不难发现:这正是毕加索思想政治的高度升华,他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厌恶,希望改革,打破它,因此,勇敢地在艺术上追求破旧创新。在毕加索看来,艺术家的职责不应只借助具体物象反映世界,而应创造出抽象的东西来表现世界。《亚威农的少女》彻底否定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传统绘画规矩,断然抛弃了对人体的真实描写,而把整个人体利用各种几何化了的平面装配而成,这一点在当时来说,是人类对神的一种亵渎行为。他大胆地革除远近法式的空间表现,把量感或立体要素全体转化为平面性。他利用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自然科学的成果,并吸收民族民间艺术的营养,创造出了极端变形和夸张的艺术手法。在表现畸形的资本主义社会和扭曲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入木三分。
  毫无疑问,毕加索是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和对当时社会制度的叛逆者,是一位对生命充满热爱与激情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不但钟情于表现神化、现实,怀有西班牙情节,而且还介入政治与社会运动之中,这些在他的版画创作中显而易见。1936年,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在德国纳粹的支持下,发动了内战,这时关心祖国命运的毕加索,以其独到的艺术手法创作了连环画式的铜版画《佛朗哥的梦想与谎言》,并配上了自己撰写的热情的散文诗,向佛朗哥发出“尊严与耻辱”的呐喊。不仅仅如此,1937年毕加索还通过出售该连环画的复制品,将售款捐作共和政府的救济金,用于接济祖国和人民,体现出画家热爱祖国和人民的良知。
  毕加索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在维护人类正义与和平进步的事业中,用他的艺术为人民做出了杰出贡献。当1937年4月26日德国的 飞机轰炸西班牙一个不设防小镇格尔尼卡、夺去了1600多名无辜居民的生命时,毕加索立即创作出一幅巨型油画《格尔尼卡》,喊出了谴责纳粹、反对侵略战争的最强音。作品很快就成为反对恐怖战争和反对专制的象征,现在此画挂在联合国总部。《格尔尼卡》画幅巨大,造型简洁,调子阴郁,情景恐怖,充满着悲剧气氛。这是画家对战争暴行的控诉,对人类灾难的同情。作品使用线状构图,象征性的形象都是超越时空的,并蕴涵着愤懑的抗议声。这是画家在严酷的政治现实面前所表现的彻底的觉醒。
  《格尔尼卡》没有直接描绘轰炸的场面,既无残垣断壁,也未见刽子手,他让你通过象征性的形象,去感知恐怖的屠杀:一间昏暗的地下室里,唯一的一盏灯荧荧地照着;一位母亲在为死去的孩子悲泣,一个男人倒在公牛的蹄下奄奄一息;一匹骏马被炸开了肚子,摇晃着倒下;几个姑娘一边奔跑,一边尖叫;一个妇女双手举向空中,摆出古典式绝望的姿势。整个作品呼喊出一种世人罕见的巨大痛苦和对非正义战争的无情控诉。作者采用了多种风格和手法,通过半写实的、立体主义的、寓意的和象征的巧妙整合,把法西斯暴行揭露无遗。毕加索以这幅作品的创作登上了他艺术和政治的又一个高峰。
  后来,毕加索在《法西斯文学报》上发表文章说:“你以为艺术家是什么,一个低能儿?如果他是一个画家,那就只有一双眼睛;如果他是一个音乐家,只有一对耳朵;一个诗人,只有一具心琴;一个拳击家,只有一身肌肉吗?恰恰相反,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会经常关心悲欢离合的灾情,并从各方面做出反应。他怎么能不关心别人,怎么能以一种逃避现实的冷漠态度而使你自己同你的那么丰富的生活隔离起来呢?不,绘画并不是为了装饰住宅而创作的,它是抵抗和打击敌人的一个武器。”这正揭示了毕加索关于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正确理解,表明了他鲜明的政治立场。
  如果人们想到一位艺术家是他那时代的见证人,但同时也是反抗暴力和暴政的积极主角和公民的话,那么就不能不想到毕加索。“不错,我意识到我一向在用我的绘画来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所进行的抗争活动,但是现在我明白这绝不算是够了。这些年月的可怕压迫,向我表明:我应该不仅用我的艺术,而且也要用我的全身心来进行战斗……。”毕加索以一种令普通人难以理解的方式作画,但他认为“我之所以这样画,是因为这是我的思想的必然结果。我年复一年地工作正是为了获得这样的结果,如果我后退一步,那就会是对人民的冒犯,因为这些结果确实是我的思想成果。”正因为如此,《格尔尼卡》等作品成为他思想的镜子和政治的宣言。
  为了世界人民的和平、幸福和自由,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毕加索不仅抵制了诱惑,反而更加投入到与法西斯进行不屈的斗争中。1940年至1944年巴黎沦陷时期,毕加索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抵抗运动。并于1944年9月正式加入法国共产党,从而与共产党一起并肩作战。1948年毕加索参加在波兰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并发表了多幅《和平鸽》,声援保卫世界和平运动。1951年,为了表示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抗议,毕加索创作了《朝鲜大屠杀》。这幅画一样处理战争题材,就形成而言,虽然沿袭以往,没有太多的突破,但毕加索把屠杀者画成像用钢铁材料打造而成的人物,用这种方式来揭露战争罪人的冷酷与顽固,让人们认清侵略者的本质。1952年毕加索又在法国南部瓦劳里的“和平殿堂”内,画了《战争》与《和平》两幅巨型壁画,表达了他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强烈思想感情和人类的共同愿望。
  然而,为什么在法国画坛画家多以古典宗教、美女、美景画著称,而毕加索却具有如此强烈的思想政治倾向并以其作品独树一帜呢?
  这首先要了解毕加索的生活环境:他出生于1881年的西班牙马拉加,父亲是一位相当学院派的素描教师,其憎恨资本主义腐朽制度,提倡破旧革新,反对战争。而毕加索14岁时又进入规模和名气都较大的正规艺术学校――巴塞罗那美术学校,在那里,受到了政治进步的老师的教导,这为毕加索的政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其次,毕加索生活的时期,统治黑暗,战争不断,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他经常深入其中,多受感染并产生对人民的同情和对社会制度的不满,这为毕加索政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社会条件。最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逐步形成和进步的共产党人共和国新政府的成立,为毕加索参加共产党提供了政治条件,从而为其政治思想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党性基础。
  质朴的平民家庭到人道主义,从爱国精神到反对战争,从怨恶资本主义到共产党人;也从艺术的“蓝色时期”、“粉红色时期”到后来的“超现实主义时期”,毕加索既不乔装打扮,也不改变本色,他永远是他自己,永远保持着他那猛禽般狂暴的豪情和那紧抓住现实不放的作风,永远保持着他那异乎寻常的巨大魅力和巨大热情,坚持他的艺术和政治信条,用他的思想,用他的画笔,变革和创造了艺术的新形式,同情人民,鞭咒黑暗,控诉战争,呼唤和平。
  因此,毕加索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画家,同时也是一个思想鲜明的“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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