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工程师学会的科技交流工作] 注册电气工程师有多难

来源:读后感 发布时间:2019-08-14 04:49:15 点击:

  摘要:科技交流是科技事业能够发展的前提。抗战时期,中国工程师学会为维系与推动科技交流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显明成效。文章从学术年会、发行刊物、专题会议及实地考察等方面论述其交流工作,指出其贡献,并分析学会取得成就的原因。学会的工作体现了工程界坚持抗战与工程建国的信念、决心及力量。
  关键词:中国工程师学会;抗战时期;科技交流
  中图分类号:G32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3.05.005
  科技交流是科技事业能够发展的前提。因日寇的侵华,致使多个学术机构都遇到严重的生存困难,“上至独立之研究院、下至各大学之研究院与研究所,多是经济困难,不能发展”[1] 。国立科研机构尚且如此,民间科技团体的境遇更加困难,“抗战初期,以至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各种学会,凡是在抗战以前成立者,皆很少活动”[2]。1942年前,大后方(川、康、滇、黔、桂、湘、粤)的科技交流陷入困境,严重制约了中国的科技与经济发展。
  在特困时期,仍有极少数科技团体活跃如旧,如中国地质学会、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中国工程师学会。其中,中国工程师学会是当时中国工程界科技交流活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其抗战时期的学术交流工作形式多样、成效显明,并且贯穿抗战时期的始末,具有典型性。对于这一工作,学术界鲜见有人关注。鉴于此,本文探讨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工程师学会的科技交流活动,以期有补于科技史研究。
  1 中国工程师学会科技交流的开展
  中国工程师学会始于1912年詹天佑等人创立的“中华工程师学会”。1931年,“中华工程师学会”与1918年成立于美国的“中国工程学会”合并,更名为“中国工程师学会”。该会于1950年停止活动。时人评价该会的作用时说,“中国各学会设立之早,而能与时俱进,历久而愈彰,淬砺学术,抉掖新进,使学会之活动,影响于国家建设与整个民族,深远而普遍,当无过于中国工程师学会”[3]。在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及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工程师学会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工程师学会成立伊始,即以提升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学术水平、推广工程科技为己任,并为之做了不懈的努力。
  在提升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学术水平、推广工程技术方面,学会主要采用了召开学术年会、发行学术刊物、举办专题会议及实地考察等形式。抗日战争爆发后,学会克服战争带来的不利影响,仍然坚持这些行之有效的交流方式,最大幅度的降低了战争给中国工程事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以学会自己的努力,促成了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
  1.1 举办学术年会
  学术年会是中国工程师学会组织工程科技交流的主要方式。1937年,中国工程师学会随国民政府迁至重庆,次年即在重庆召开战时的第一届年会。至1945年,共举行7次学术年会。年会情况如下表。
  由上表可见,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学术年会有两个特点:其一,参加人数多,参加人数基本上呈现逐年增加趋势,其中1943、1945年年会与会人数均超过1000人。当时大后方所有工程科技人员大约2万多[4],其中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会员9500人左右。在战争的特困情况下,无论从绝对数,还是相对数考量,这些年会的规模都是较大的。其二,均是联合年会,这便于不同专业工程科技人员互相交流信息,协调行动,有助于解决科学技术上的困难,也有助于各专门工程学会克服无力独自举行年会的困难。
  年会程序严谨,内容丰富。 除了会务报告、领导换届外,年会还有宣读论文、公开演讲、参观考察、专题讨论等活动。
  7届年会共收到1088多篇论文,占与会总人数的1/4弱。可见在抗战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还有许多会员抱着学习提高的目的,前来参加年会。提交论文的作者大都是生产一线的工程师,这些论文是他们实践经验的总结,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与科学性。通过宣读与讨论,不仅扩大了作者的思路,也使与会者深受启发。
  年会期间,一般都进行多场公开演讲,主题多是关于中国工程事业介绍及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例如,1943年年会公开演讲的题目为:《机械工程在工业化运动中之重要性》、《中国电气工程》、《铁路机械事业之演讲》、《中国水泥事业》、《铁路与工业建设》、《中国铁路应采之十大政策及全国铁路系统》等。这些演讲所涉及的内容虽然各不相同,但是都注重内容的通俗易懂,使普通的听众能对中国工程事业发展现状及其重要性有所了解,加强了工程界与社会的沟通。
  参观考察是年会的重要一环。每次年会后期,学会都要组织与会会员考察参观当地企业单位。如1939年的昆明年会,参观了昆明资源委员会化工材料厂、机械厂、电工器材厂等14个单位。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任务之一,就是研制和推广先进的工程技术。通过参观企业,有助于科技工作者进行现场考察与交流,使先进的科学技术能够进一步的推广。
  根据社会发展需要,每次年会都围绕经济建设或国防建设,设置相应的中心议题。如1938年为重工业与交通问题,1939年为计划经济和工业化问题,1940年为专利问题,1941年为工业标准化问题,1942年为西北建设问题,1943年为西南建设问题,1945年为战后交通问题。这些议题,基本上都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学会年会组织与会专家进行讨论,大家集思广益,做出方案,以作为有关部门制定建设计划的参考,可以使国家建设少走弯路,加快国家发展。
  除了全国性的学术年会外,中国工程师学会还在各地设立分会,以在各地广泛开展科技交流活动。至1937年,中国工程师学会在上海、北京等地设23个分会。1937-1945年,学会在大后方又发展了38个分会(另设香港、美洲分会),分布14个省。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区的分会大都处于停顿状态,大后方的分会则很活跃。鉴于篇幅所限,这里只列举部分分会的学术交流活动。如1941-1942年度,重庆分会主要活动:   ①参观附近工厂。一年来共计举行6次,参观20多个厂,参加人数总计270人,使会员了解后方各种工业之实际情况。
  ②召集全体会员大讨论工业动员问题,并聘请章乃器、张剑鸣等演讲,以提高会员工业动员意识。
  ③举行学术演讲、无线电展览会并请中华无线电协会表演无线电。
  分会的科技交流活动是有效且必要的。其一,通过分会的活动,可以快速联络工程科技人员,使工程科技人员避免了一盘散沙的局面。其二,分会的科技交流使各地科技工作者有了合作与交流的中心,便于会员就近参加经常性的活动,有利于本地技术进步问题的研讨与动员。特别在战争期间,因安全缺乏、经费短缺,交通不便,全国性的活动不易举行,分会的活动无疑是中国工程学会科技交流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发行刊物
  发行刊物是科技团体服务社会、促进学术交流的重要手段。抗战时期,中国工程师学会发行《会务特刊》与《工程》两种刊物。《工程》始发于1925年,初为季刊,后改为双月刊,一年六期合为一卷。至1936年,已发行至第12卷。1937、1938年停刊。1939年在重庆复刊,又改为月刊,旋移香港发行,重新改为双月刊。1942年5月迁回国内发行。复刊后,从第13卷开始至1945年,共发行7卷41期。其中第12、13卷前8期在香港印发,后14-19卷33期在国内印发。《工程》所登载论文大都为会员所撰写,绝大部分是年会获奖作品,内容多针对工程技术的学术见解及政策规划,如第13卷第5号《工程》(1940年十月一日发行)刊发文章目录如右:战后中国工业政策、长方薄板拨皱之研究及其应用与钢板梁设计、连杆与活塞之运动及惰性效应、论电气事业之利润研究、鼠笼式旋转子磁动力之研究、蒲河闸霸工程施工之研究、电话电缆平均之原理及其实施。这些论文在当时是最高水平的[5]。
  学会发行的另一种刊物是《会务特刊》,其前称为《工程周刊》,始发于1932年,双月刊。抗战期间,发行了7卷。《周刊》主要介绍中国工程师学会和各专门工程学会的会务情况,以及国内外实际工程建设报告。
  另外,中国工程师学会还通过各专门工程学会发行《电工》、《水利》、《矿冶》、《化学工程》、《纺织》、《土木》,《机械》等刊物。这些刊物彼此关系密切,各专门工程学会之编辑,皆同时为中国工程师学会之编辑,所需编辑资料,互相供给,刊物互相交换。论文来源以中国工程师学会会员所做为主,如1942-1943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曾为上述刊物共提供200余篇论文[6]。
  抗战时期,国内发行的工程科技方面的刊物大都与中国工程师学会有关,成为当时工程科技人员了解工程科技与工程事业发展最新状态的主要渠道,并在一定程度克服了交流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为会员、其他团体及个人提供了一个灵活便捷的工程科技交流平台。
  1.3 实地考察
  除了年会时考察当地企业外,学会还组织大型实地考察,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这些考察决非现在人们理解的游山玩水,而是抱有很强的工程事业目的所做的实地科学考察。如1940年,中国工程师学会与中国地质学会联合举行川康、西北、西南一带的科学调查;1942年,中国工程师学会发起组织蒙新考察团,同年又与中央设计局合作考察西北建设,考察项目为交通、水利、农牧、资源等。通过实地调研,考察人员了解了中国自然资源的分布状况,形成了初步的相应发展思路,同时也与当地人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考察人员彼此之间也在考察过程中加强了相互了解,为进一步的合作与交流奠定了基础。
  1.4 专题会议
  为了适应中国工程事业的发展,中国工程师学会成立多个专题委员会。至1945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成立了如工程名词委员会、实业计划实施研究委员会、战时工作计划委员会,军事工程团、工程标准协进会等20多个专题委员会。这些委员会都是结构完整的机构,依据所欲解决的专题,独立地组织与协调工程专家与相关部门进行活动。抗战时期,多个专题委员会举行了广泛的学术会议、公开演讲等活动。如1941-1945年,实业计划实施研究委员会共召开51次专题会议,20多次公开演讲;1942-1945年,材料试验委员会举行6次专门会议;1942-1945年,工程标准协进会每年都举行学术会议。
  总言之,抗战时期,中国工程师学会既举行规模较大的全国性联合学术年会,也召开规模较小、形式灵活的各地科技交流活动,还有专题形式的交流活动与发行刊物,这些活动,构成了当时工程科技交流的主要渠道与重要平台。
  2 中国工程师学会科技交流工作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方面,大后方的经济开发与国防建设都亟需先进的工程技术;另一方面,由于战争的动荡环境,工程科技的研讨与传播都十分困难。中国工程师学会是当时唯一的全国性工程科组织,它所做的科技交流工作,无论在抗日战争还是在经济建设的历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
  2.1 维系与推动了战时科技交流
  1942年前,大部分学术机构减少甚至停止活动。此时期,中国工程师学会却在大力开展工程科技交流活动:1938年开始举行战时全国性学术年会,1939年所主办之《工程》杂志复刊,1940年发起大型实地科技考察,1941年开始举行专题会议,至1942年,大后方的22个分会都开展科技交流活动。抗战初期,中国工程师学会是极少数开展工程科技交流活动的团体之一,而就交流的深度和广度而言,没有其他学术团体可与之比肩。
  八年抗战间,中国工程师学会举行了7次年会,参加人员多达4659人次,提交论文1088篇;发行《工程》杂志7卷41期、《工程周刊》杂志7卷;1939—1941年,组织参观考察了90多个企业单位,发起了三次大型实地科技考察,1941—1945年,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实业计划实施研究委员会共召开51次专题会议,20多次公开演讲,材料试验委员会举行了6次专门会议,程标准协进会也每年都举行学术会议,大后方的38个分会也开展了科技交流活动。无论从交流形式还是规模上看,中国工程师学会在所有的学术机构中是首屈一指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土木、机械、矿冶等各种专门工程学会为了提高交流效率,都停止独自活动,在中国工程师学会统一协调与组织下,以工程学会集团的形式开展工程科技交流与研究。显然,中国工程师学会是维系与推动战时工程科技交流的重要力量,其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2.2 促进了工程科技的传播
  正是由于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工作,保障了战时科技交流工作的开展,工程科技得以顺利及时地推广。为了直观感受工程科技交流及推广情况, 笔者列举第10届贵阳年会部分论文。
  上述科技人员所提交的成果大致反映了当时中国工程科技的最高水平,因为作者均来自当时最好工科院校、研究所、国企及工程管理机构。
  2.3 对经济专题与国防建设的研讨,为政府制定经济建设政策提供了基本依据
  通过科技交流工作,一方面,推广了工程技术;另一方面,集中多位工程科技人员,开展经济专题与国防建设问题的研讨,提出解决方案,为制定大后方经济建设政策提供了基本依据。
  例如,“实业计划之研究”是中国工程师学会开展的一个重要经济专题之一,其研究目的是为中国制定一个经济发展方案。该项研究历时多年(1931-1945),其成果——工业建设16条纲领、91条实施原则, 均被国民政府采纳并公布[7],成为国民政府制定战时乃至战后工业政策的指导性文件。
  再如,抗战时期,我国工程材料标准不一,杂乱已极,严重阻碍工业建设。1942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成立了材料试验委员会,旨在推行材料规范及其试验方法之标准化。至1945年,该委员会编订《金属材料试验手册》一种、《中国波兰特水泥标准规范》、《试用石灰规范》、《电气绝缘材料规范及试验方法》、《各种油脂规范及试验方法》、《国产木材规范及试验方法》多种[8]。其开拓性的工作为后来工程材料标准化工作奠定了基础。
  实际上,根据战时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工程师学会每年都提出了相当数量的提案。例如桂林年会共贡献36个议案,分别呈送教育部、工程标准协进会、内政部、经济部、中央设计局、国防科学策进会、行政院及省政府等相关部门,以备其参考[9] 。这些提案,即使从现代眼光来看,也是极富科学价值的。
  另外,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作为工程界领导者与组织者,中国工程师学会立即开始了国防建设问题的研讨。为了帮助中华民族赢得抗战胜利,学会首先成立了专门的军事研究机构。1931年12月,学会成立了战时工作计划委员会,分别从兵器弹药、战地工程材料、钢铁、煤、油料、酸及氯、铜锌铝、酒精、皮革、糖、纸、机械、电工、运输等14项进行研究[10] 。
  1932年2月,中国工程师学会上海分会成立了国防技术委员会,并制定了详细章程。该委员会每日下午1:00—3:00及5:00—6:00集会,就军事技术、国防计划、国防问题开展研讨[11]。上海沦陷后停止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事关战地工事、枪炮、电信、弹药等方面军事工程技术的需求极为迫切。1937年9月,中国工程师学会在战时工作计划委员会基础上又成立了军事工程团,1938年改为军事工程委员会,集中开展与军事有密切关系之土木、机械、化学、电信等四项工程的研讨[12]。为了协同政府及军队关系,该机构推举陈诚为总团长,陈诚辞任后总团长一职又由分别陈立夫(会员)、曾养甫(会员)担任。由他们担任军事工程委员会总团长,可以使中国工程师学会更好地了解抗战活动中急需解决的工程问题,同时在有了解决方案后,也有利于快速推广解决方案,提升中国的军事工程技术,及时处理军事工程问题。
  同时,学会还积极组织会员,在学会的刊物发表军事文章,或在学会年会开展专题讨论,以此推动与战争有密切关系的工程技术问题的解决。如吴钦烈、李待琛的《战时100师军队兵器弹药之供给》、 严演存的《作战时之火药补充问题》、《如何使技术员工与军队联系配合》等(1939年昆明年会专题),均属此类论文。
  在艰苦卓绝、风雨飘摇的年代,这些交流活动尤显珍贵,它促进了工程技术与管理经验的传播,推动了大后方经济与国防建设,增强了科技界的团结,鼓舞了工程师群体的抗战信念与决心。也正是这些学术活动使中国文化的命脉不绝于缕,科技思想和精神在炮火中得以传承,科技交流的体制化与制度化得以形成。
  3 取得成就的原因
  战争期间,中国工程师学会是极少数一直坚持开展工程科技交流活动的团体之一,无论从交流形式与规模还是发挥的作用上看,没有其他学术团体可与之比肩。中国工程师学会为什么能客服重重困难并能逆势而上?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学会拥有一批乐于奉献,积极推动会务的会员。抗战时期,学会曾经遇到过多种困难,解决这些难题,往往得益于会员的努力。如1937年,学会随政府迁至重庆,既无会所也无会员办理常务,时任中国工程师学会的总干事长与中央工业实验所所长的顾毓瑔,主动借用“中央工业试验所办公处及办事人员”[13],积极推进会务。1941年,因经费竭蹶,中央工业试验所又借7000元帮学会渡过难关。顾毓瑔还利于忙碌工作之余义务为学会编辑《工程月刊》,组织年会,开展实业计划之研究。
  时任经济部工业司司长的吴承洛以公余时间为学会编辑《工程》、《工程史料》、《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推进中国工程标准协进会的工作。
  当年学会工作的积极参加者还有,如陈体诚、胡庶华、凌鸿勋、翁文灏、恽震、沈怡、罗英[14]、茅以升等人。这些工程专家数年都是学会的董事会成员,同时又在政府部门任重要职务,为学会会务的开展提供了很大便利。正是有了上述大批热心会务的会员,学会才能在战争的环境下得以维持生存与发展。
  第二,学会得到了社会多方的认可。如上所述,学会的交流工作极大地满足了战争时代对工程科技的需求。另外,学会开展的科技人员战争动员、国防与经济专题研究、以及一直秉承坚持抗战与工程建国的信念、国家利益至上的信条,都与政府号召相一致。正因如此,学会的工作得到了政府以及各界认可。自1938年,每逢学会年会,蒋介石、孔祥熙、张家傲、陈立夫(学员)等政府要员均专文致贺,孔、张两人还参与过年会。当时的媒体也高度关注学会年会并给予充分肯定[15] 。 昆明、桂林、兰州等地方政府均积极邀请学会到本地召开年会,参与当地经济发展规划。这为学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最后,学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大力资助。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学会募款达70多万元,大多涉及工程机构,如中华文化基金会[16]、经济部、湘桂铁路、公路总局、教育部、航空委员会、水利委员会、陇海铁路、[17]交通部、社会部、宝天铁路局、[18]以及会议举办地政府等。社会补助费是学会当年总收入的主要部分。如1942年7月至1943年6月,学会收入为448669元,其中社会募款为392877元、会费为18392元,总支出104442元。一般情况下,会费不能满足正常的开支。可见,社会资助是学会良好运行的重要保障。
  4 结语
  中国工程师学会克服战争带来重重困难,毅然坚持开展形式多样、规模宏大的交流活动,推动了工程科技与管理经验的推广,有力地支持了国防与大后方经济建设。因此,学会也得到政府及各界认可与支持,进而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学会的交流体现了工程界坚持抗战与工程建国的信念、决心及力量,是“科技社会化”实践之重要成就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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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中国工程师学会第八届年会开会概况[J]..工程,1939,13(4):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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