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失衡,静悄悄的危机|性别失衡

来源:读后感 发布时间:2019-10-28 05:03:48 点击:

  【摘 要】自我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生性别比出现失衡以来,学者们逐渐进入到对性别结构问题的争议和讨论研究中。从国内已有的对性别结构问题的研究中梳理和认识了这一人口问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并集中展现从对性别结构问题存在与否的争议、到正视问题和重点探讨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和后果以及防止和减小性别结构问题的发展策略的历程图式,最后结合实际,对已有的研究进行客观评述,启发对性别结构问题研究的新思考。
  【关键词】出生性别比;失衡;性别结构问题;文献综述
  我国对人口性别结构的学术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三十余年的研究历程是一个对人口性别结构不断深入认知的曲折过程。本文将通过回忆这一历程,梳理学者们的研究,客观展现这一研究领域中的成果和可能的新奇点,以期能对以后的研究和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这里主要通过CNKI数据库查找搜集已有文献,辅以一些涉及人口性别结构研究的著作进行文献梳理工作。在CNKI上,以“性别结构”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查到1981年至今293篇相关论文。在所有相关文献中,最早涉及人口性别结构的讨论是1981年《人口研究》第二期刊登的康明村的《对新疆石河子地区独生子女性别比例调查》一文。然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绝大多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是否有性别结构问题的争议之中,从90年代中后期,我国学者对性别结构问题基本达成共识,研究集中转向了更深入的关注点之中。通过对1982年至今的293篇文章的标题、内容进行细致筛选,笔者最终选择确定了本次综述所将分析的44篇文章。
  至今学界对性别结构相关问题的讨论,大致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性别结构问题存在与否的争议;二是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的讨论;三是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的讨论;四是对防止和减小性别结构问题的发展策略的探讨。
  一、对我国性别结构问题存在与否的争议
  我国著名人口学家李建新认为,学界讨论的性别结构,一般指的是出生性别比。出生性别比是人口性别结构的一项重要指标,对总人口性别比、分年龄性别比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田雪原在其著作《人口学》中指出,出生性别比指的是一定时期内(通常指一年)出生婴儿中男婴和女婴之比,一般以每100个女婴对应多少男婴来表示。在生物学意义上,出生性别比是个常数,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它一般稳定在105左右。若偏离了这个常数,则意味着出生性别比失衡,性别结构问题也即将产生。
  1982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出生性别比为108.5,199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上升到了111.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这个数据为116.9,而到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出生性别比已经高达118.08。
  在80年代初,我国出生性别比开始偏离正常值(105),然而在先前的研究中,学者对人口现象和问题的研究关注点更多地在全国人口规模、人口迁移等方面上。对人口性别结构做出的最早讨论是人口学学者康明村,他于1981年发表在《人口研究》第二期的《对新疆石河子地区独生子女性别比例调查》一文首次以地区的计划生育实际状况调查为基础,研究发现新生的独生子女中出生的男婴要多于女婴,并呈现逐年递增趋势。随后,1983年邹平通过在北京地区展开的对出生婴儿性别比的调查分析,发表了《关于北京市出生婴儿性别比的调查》一文,文章指出由于计划生育和生男孩的意愿,在偏远地区有瞒报的情况,并且瞒报的女婴居多,而因为这点他在研究最后也没承认康明村提出的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情况。
  因此,有关我国人口性别结构的研究,一开始就在出生性别比是否有失衡各持看法。引起了八九十年代学界对性别结构是否存在的争议。这期间的有关研究中,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则认为普查和抽查的数据反应了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并有严重化趋势的事实;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说中国存在出生性别比失衡是不科学的,因为先前的统计数据受各种原因影响是失实的。
  一些学者依据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查数据发现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情况。1988年袁振相在《出生婴儿性别比初探》一文中指出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不再是个别地区的问题,而是广泛存在并具有城乡分布一致的特点,但农村失衡情况要严重于城市。同年,刘爽在结合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在我国本分省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在《对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分析》一文中描述的情况与袁振相基本相同。
  而以徐毅为代表的学者利用1982年到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和部分抽查数据反复研究,于1991年在《中国出生性别比的现状及有关问题的探讨》中认为出生性别比偏高是由于存在很多出生女婴瞒报、漏报、错报的现象。贾威也在他的《收养子女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分析》中认为收养子女比例从80年代到90年代呈较大幅度上升,但大量被收养的女婴未被记入统计数据。因而他们认为所谓事实性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只不过是统计数据造成的假象。
  这一争议在一些不争的统计数据比较和“光棍”群体的日益壮大等事实中得以逐渐平息下来,大多学者保持了一种客观的态度对八十年代的出生性别比现象重新进行了解读和思考。因此,从九十年代后期的研究就可以发现,研究关注点不再纠结于是否存在人口性别结构问题上,而是开始了一些更深入关注点的讨论中。
  二、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分析
  虽然八九十年代,研究者更多偏向对性别结构问题存在与否的争论,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同时讨论了一些关于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马安和涂平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出生性别比偏高主要还是由瞒报漏报引起的,认为是这种原因的学者往往也对我国人口结构问题的存在持否定态度。而后有的学者则反思快速的高新科技推广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的效应。于弘文则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产前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是偏高的主要因素,而瞒报漏报是次要因素。
  在后来的研究中,学者们也因统计技术的成熟而抛弃了“瞒报、漏报和错报”的解释,李建新等学者认为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等技术的发展是促成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但不是根本的。   以杨菊华为代表的“政策论”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是导致性别比失衡的最根本原因。他在《中国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中构建和检验了生育政策和出生性别比的关联机制。他的研究发现,在一孩政策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一孩半政策地区二胎及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别比又极度失衡。而在政策宽松的环境下使部分女胎与男胎一样受欢迎,比如而未实行生育限制政策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基本保持正常。于是他认为,政策越强反而易使女胎受歧视而遭遇人工流产,而相对宽松的政策让女胎所受的歧视程度相对减弱。
  “生产论”者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衡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男女不平等的影响。寿兰兰在《出生性别比失衡——两性不平等为和谐社会留下的重大隐患》指出,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从本质上来说,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当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尤其在农村地区,社会生产对男性的需求大大高于女性,女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普遍低于男性,出生性别比的失衡也是女性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生存权和发展权受到侵害的反映。
  “文化论”者则当然认为是传统的生育观念和重男轻女的生育文化的影响,刘强在《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具有浓厚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色彩。即使是今天,“不生男孩不罢休”的生育意愿还没有根本转变,这是出现出生性别比异常的根本原因。
  而“技术论”者则认为是B超技术的运用直接导致了中国出生性别比的极度不平衡。李树茁和郑真真等多位人口学专家认为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是造成目前出生性别持续偏高的主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我国从事计划生育的部门来说,他们会自觉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因而对政策论说产生一种抗拒。“在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他们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现象。虽然出计划生育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加剧了性别比偏高趋势,但是二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之所以有这样的解释,是因为分析者把各个要素相互脱离的结果。出生性别比失衡并不是哪一个原因造成的,而是各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讨论
  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有很多,本文选取了学界认同高的后果加以呈现:
  (一)女婴生存健康条件下降
  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数据,婴儿死亡性别比为120—130(女性为100),这是因为女婴患遗传疾病的概率要低于男婴,女婴的免疫力强于男婴的缘故。如果一个人口中观察到了男孩与女孩的死亡水平之比低于这个正常值,则说明这个人口中存在着非正常的性别差异。张二力在《从五普地市数据看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比的影响》中指出,2000年在一孩政策地区的女婴死亡率偏离正常比例高达99.9%,是执行二孩政策地区的1.75倍。这一现象与出生性别比偏高同为严厉生育政策的副产品,也直接影响到了年龄性别结构,最终将会带来不良的社会后果。朱楚珠认为,在我国严格的“一孩”“一孩半”生育政策之下,偏男的性别偏好不能通过正常生育来满足,在存在着性别歧视的地区人们对女孩生存的环境“漠不关心”,致使一些女婴生病得不到好的治疗而夭折,也还存在着大量的溺婴现象。因为这样的女婴死亡可以换取再生男婴的机会。
  (二)婚姻挤压
  婚姻挤压(Marriage Squeeze),最早由瓦莱丽·赫德森和安德烈亚·博尔两位学者提出,在2004年5月份,他们的名为《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著作在英美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这部著作把矛头对准世界上人口最多、而且性别比偏高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具体就是由于两国成年男性远远多于成年女性,男性因此不能像传统那样选择配偶,而是以竞争的方式相互挤压选择配偶,复杂的竞争机制最后生产出了很多光棍。而这些光棍,往往是诱发社会问题和对社会安全产生威胁的重要群体。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男女正常婚配的人口学前提是在婚龄期阶段(20—39岁)男女性别比会均衡在100左右。刘建新在对我国2000年的普查数据中分析到,不仅年龄组如0—4岁的性别结构严重失衡,而且婚配年龄人群的男女性别比也不均衡,男性人口大大超出了对应的女性人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在一个新闻访谈节目中讲道,人们在选择配偶时出现“老夫少妻”、“城里哥找乡下妹”、“贫困男寻求跨国婚姻”这些现象来避免婚姻挤压带来的影响。这些非传统的婚姻搭配只是加大了婚姻挤压的效应扩散,并没法有效解决问题。
  由我国目前出生性别比的偏高趋势可以预见,到2020年,将会出现3000万“光棍”。未来我国婚配人群的性别结构失衡引出的婚姻挤压仍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社会问题继续,甚至还有新问题产生。
  (三)对社会稳定与安全的影响
  刘建新认为,婚姻挤压产生的后果,绝大部分是被动单身。而这些被动单身的男性往往来自于偏远地区或者文化水平、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较低的男性。不能婚配不仅会影响到个体的身心健康,还将加重这些原本就边缘的男青年的失落感、挫折感。
  国家人口计生委关爱女孩治理出生性别比专家组组长原新指出,性别比失衡带来的不仅仅是婚姻挤压的问题,还会引发性暴力、拐卖妇女儿童等非法行为的发生。孙江辉在《男女性别比失衡与违法犯罪问题研究》一文中认为,不能结婚的男性处于社会底层,已经具有这样的危险倾向:即基于体力建立一种系统,通过暴力得到他们无法以合法途径得到的东西,为了谋求正常的社会生活,比如婚姻、生活富有等,而又缺乏正当的手段时,他们便会以其自认为正当的方式来实现。
  出生性别比失衡,带来的影响之重大,以至于我们再也无法忽视这个问题的存在,它正如一场静悄悄的危机,一步步向我们逼近。
  四、防止和减小性别结构问题的发展策略
  目前我国整体人口出生性别比仍然持续偏高,在对未来性别结构堪忧的同时,学者们也对症下药地探索了一系列措施和对策应对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严梅福在《变革婚居模式降低出生性别比》中分析到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要改变传统的婚育观念,建立新型的人口道德,并通过招赘婚居,提高女孩的养老价值和“传宗接代”的预期效益价值,淡化宗族和家族观念。辜胜阻、陈来在《城镇化效应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好》中认为通过人口城—乡迁移、制度城—乡迁移和生育文化的重构,在广大农村地区大力发展生产力,加速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和城镇化,通过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变和法制的完善来淡化人们的男孩偏好。王翠绒的《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的人口伦理学分析》提出应全方位构建完备的社会保障、利益补偿制度,树立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新风尚,提倡尊重妇女生育的社会价值。著名人口学家田雪原等人在《“软着陆”: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理性选择》则建议改革现有生育制度,全国不分城乡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结婚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五、对我国性别结构问题研究现状的评述与思考
  通过对近三十年的关于性别结构问题的研究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这方面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然而,起初那段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围绕问题真实性展开的争议不仅为我们展现了问题本身发展的清楚脉络,也开拓了后续研究者的视角和内容。总的来说,对于人口性别结构的问题囊括了对这个现象的描述、解释和预测。不管从研究视角还是研究内容来看都比较全面。但笔者从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研究现状也衍生出了一些相关思考:
  (一)一方面,我们承认生育观念是影响出生性别比的重要因素之一,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减少了女婴出生或存活的机会。而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通过实证的问卷调查和研究并得出我国现阶段大部分地区“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生育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的文章,“生儿生女都一样”、甚至是“女孩比男孩好”的观念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普遍存在。但是,事实上,即使在生育观念转变的情况下,不管是对全国还是对地区而言,非法使用B超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选择流产女胎的“两非”现象仍然严重,而出生性别比仍然是只高不下。怎样解释这种观念与行为不一致的非逻辑行为呢?
  显然,我们首先会想到这是因为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现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往的研究只是说明有共同作用,但并没有对这种共同作用何以产生和以何种形式表现并没有做明确的分析和说明。因而,仅仅以“共同作用”这样粗糙的解释也着实有些尴尬。试想在众多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因素中,生育观念这种内化于行为者的东西直接引导和支配人们行为,但在与国家政策、社会生产和B超技术相碰撞的时候发生了妥协,做出了与生育观念不一致的行为,而使得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观念的妥协为何,暂时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应该可以清楚地看到,即即使生育观念已有大的改变,但如果国家政策不尽快进行合理调整,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对男女性别观念不转正,B超技术还肆意滥用,想要在未来平衡出身性别比,也可能只是一个空谈的理想吧。
  (二)另外,国家政策也是影响出生性别比的重要因素。在此寄希望的对国家政策进行合理的调整,并不是无根据的。
  从70年代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影响从一开始就慢慢凸显出来,其实早在80年代中期“一孩”政策遭到质疑后,在部分地区(多数是农村)开小口实施“一孩半”政策,近几年“放开二胎”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据统计,2009年全国范围内生一胎的性别比是107.1,二胎的性别比是151.9,三胎的性别比更是高达159.4,远远偏离正常范围。也就是说,生的胎数越多,生男孩的意愿反而更强烈,性别比就越高。所以有学者便认为 “二孩”生育政策还是满足不了生育者对婴儿的性别需求,第一胎生女孩的家庭再生男孩的愿望变得更为强烈,而以出生大量二孩甚至是多孩来平衡性别比是不科学也是不现实的。显然让我们尴尬的是,目前不管是一孩还是二孩的政策下,婴儿出生性别比都不乐观,在未来仍然是我国人口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这意味着要减小和平衡出生性别比,仅靠人口政策的调整也是不够的,正如影响性别比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样,要减少性别比失衡需要多方力量共同努力,一种适宜的政策和合作方式的探索也将成为未来性别结构问题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 康明村.对新疆石河子地区独生子女性别比例调查[J].人口研究,1981(2).
  [2] 邹平.关于北京市出生婴儿性别比的调查[J].人口研究, 1983(4).
  [3] 马安,查瑞传.中国人口现状初步分析[J].人口研究, 1984(3).
  [4] 刘爽.对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分析[J].人口研究, 1988(3).
  [5] 徐毅,郭维明.中国出生性别比的现状及有关问题的探讨[J].人口与经济,1991(5).
  [6] 徐毅.中国出生性别比的现状及有关问题的探讨[J].人口与经济,1991(5).
  [7] 涂平.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问题探讨[J].人口研究, 1993(1).
  [8] 贾威.收养子女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分析[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4).
  [9] 岩复,陆光海.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微观”研究——湖北省天门市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特点和原因调查[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5).
  [10] 严梅福.变革婚居模式降低出生性别比——以湖北省为例[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5).
  [11] 辜胜阻.陈来,城镇化效应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好[J].中国人口科学,2000(5).
  [12] 朱楚珠,李树茁.关爱女孩保护女孩[J].人口研究,2003(5).
  [13] 于弘文.出生性别比偏高:是统计失实还是事实偏高[J].人口研究,2003(5).
  [14] 瓦莱丽·赫德森和安德烈亚·博尔.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M].2004.
  [15] 田雪原主编.人口学[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第305页.
  作者简介:张岚(1989- ),女,重庆人,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社会学、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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