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sos求救信号有哪些【面对危险的信号】

来源:读书笔记 发布时间:2019-04-12 点击:

  不久前,《人民日报》与人民网对当前社情民意能否上下畅通的问题作了一次网络调查。调查显示,96.8%的网民认为,上下沟通的渠道“不畅通”,民众向上反映问题往往遭遇推诿,下情不能上达。这个调查结果公开披露后,引起人们的一片热议,社会反响强烈。
  面对这个调查结果,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古往今来,任何国家都要以广大民众为根基。失去这个根基,不管多么高大宏伟的政权大厦,都会坍塌。而维持根基牢固的根本保证,就是必须确保下情上通的渠道直达顺畅。对这条治国安邦的铁律,先贤早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两千多年前,春秋初期著名政治家管仲就指出,“下情不上通,谓之塞。”晋平公曾问叔向:“国家之患孰为大?”对曰:“大臣重禄不极谏,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
  古往今来,凡是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的政治家,都视下情上通为治国之根本,对阻碍下情上通者,不管是谁,都要予以惩处。据《旧唐书》载,唐代崔仁师向有“崔公平恕,事无枉滥”的美誉,深得唐太宗的信任。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把他提拔到身边担任中书侍郎,“参知机务”,“甚承恩遇”。 但是有一次,“会有伏阁上诉者,仁师不奏,太宗以仁师罔上,遂配龚州。”对身边一个颇为信任的股肱之臣,仅仅因其对一个上诉者的诉求没有及时奏报,唐太宗便断然严厉地追究其“罔上”之罪,将其贬出朝廷,可见他防止被人蒙蔽的警觉性之高。
  安史之乱后,各地节度使纷纷拥兵自重,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直接威胁和动摇了唐王朝的权威。唐德宗李适继位后决心改变这种局面,无奈才力不济,措施不当,平叛失败并引发了“泾师之变”,唐德宗只得仓皇出逃,国家再次陷入了内乱之中。面对严酷的现实,唐德宗接受了翰林学士陆贽的建议,颁布了《罪己诏》,其中有“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等语,充分表明了他对“人怨于下而朕不知”这一治国大忌的反思和检讨。
  历史上还有些忧国忧民、刚直不阿的官员痛感忠奸不分、是非颠倒、黑白混淆、言路雍蔽、时政败坏、下情不能上达的现实又无力改变,无可奈何,只好逃避。如明朝首辅叶向高愤而辞职时大发感叹说:“今章奏不发,大僚不补,起废不行,臣微诚不能上达,留何益!”遂挂冠而去。
  中国传统医学理论认为,“痛则不通,通则不痛”。 维系人生命的经络和血脉一旦出现堵塞,流通不畅了,人的机体就会出现病痛甚至危及生命。国家也和人的身体一样,上下沟通的渠道闭塞,下情不能上达,社会就不能和谐,就会出现激烈的动荡,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在发疯的“大跃进”年代,粮食亩产浮夸到10万多斤,以致毛泽东为粮食太多而发愁。由于真实的下情不能及时上达,从而导致了几千万民众饿死的悲剧。毫无疑义,这也是下情不能及时上达酿成的恶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业绩。但是,毋庸讳言,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还存在不少这样或那样影响发展和前进的问题,下情不能上达即是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几年前,笔者曾到设在省城偏僻陋巷“大窑湾”的安徽省委省政府信访接待室作了一次调查,随机询问了12名上访者,他们之中信访资历最长的已有15年的历史,最短的也已奔波8年之久了。他们走的都是“先信后访”之路,即多次写信诉求,统统石沉大海之后才无可奈何地到县、市、省逐级上访的。其中还有3位是到京城告过“御状”的资深“老信访”。面对一张张疲惫、憔悴的面孔和一双双焦躁、痛苦的眼睛,怎能不令人发出“人生能有几个8年、15年”的浩叹!我觉得这都是由于官僚主义严重,言路闭塞,下情不能上达造成的恶果。下面的真实情况不能顺畅地反映出来,民众的正当诉求得不到及时回复,这就是危险的信号。贵州瓮安“6・28”事件、云南孟连“7・19”事件、甘肃陇南“11・17”事件等所有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盖出于下情不能上达之故!
  下情不能上通是国之大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因为,“屋漏于下,止之于上”,明人叶向高说:“宗社之忧不在敌国外患,而在庙堂之上也。”诚哉斯言!民怨和隐患虽然表现在下面,但是症结和根源却在上面。解决下情不能上通的问题必须从上面着手。所以,广开言路,清除壅塞,突破包围,防止蒙蔽,及时、准确地掌握下情是古今中外卓越领导者们的共识。不仅中国古代的晋平公、唐太宗深明此理,连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政治人物也都在身体力行。据《新民晚报》驻美记者沈月明先生介绍,“在美国的社会文化中,政治人物为了体现亲民、争取选票,邀请普通人到官邸做客,到学校、福利院去讲故事、做义工,几乎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给普通人回信,更是他们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例行事务。”而如今我们的官员呢?恪尽职守、了解下情的好官固然不少,但是亲自拆阅、处理人民来信的“青天”并不多见。据我所知,有些官位并不太高的市、县级官员,居然也早早地学会了摆谱,嘱咐手下凡是人民来信,一律不要直接送给他,由工作人员自行处理。这样,群众满怀希望寄给他的诉求信,连官员办公室的门都没有进就被工作人员束之高阁或一转了之了,下情谈何上达!有些恶劣者甚至将“秦香莲”的申诉转给“陈世美同志”处理,正义怎能伸张?如果各级官员都能遵照党中央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亲民勤政,能像胡耀邦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时那样,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下情怎能不上达?至于美国官员将给普通人回信作为“他们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例行事务”的做法,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总之,只要做到上下直接沟通,下情自然也就上达了。
  “民意通道96.8%不畅通”,这不仅是一种民意的表达,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面对这个危险的信号,凡是具有忧患意识的官员都应当有所警醒,从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下情上通,及时了解民众的疾苦,倾听民众的呼声,解决民众的困难,满足民众的正当诉求,促进社会的和谐。如对危险的信号置若罔闻,等到祸患形成再手忙脚乱地疲于“救火”,岂不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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