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训与“因声求义”|声训和义训的不同

来源:读书笔记 发布时间:2019-04-13 点击:

  说到声训和因声求义,有相当一部分的训诂学者认为它们是完全等同的,这从他们对声训所下的定义中就可以看出来:   周大璞《训诂学初稿》:“声训就是因声求义,即通过语音寻求语义。简单地说,就是从被释词的语音着眼,利用语音和语义的关系,推求它的词义。用来解释的词和被解释的词,或音同、或音近、或音转。”
  宋金兰《训诂学新论》:“语音训释是通过词语的语音形式来探求词义的方法,传统训诂学称之为因声求义,简称为‘声训’或‘音训’。”
  赵振铎《训诂学纲要》:“因声求义又称为声训,是一种重要的训诂方法。这方法萌芽于先秦时代。它的办法是取读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字来解释词义。”
  当然,不容否认的是二者之间是有相同地方的,比如都有训释字义的作用,也就是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对所要训释的字来进行直接解释,都常用 “某/某者,某也。”或者“某之(为)言某也。”此类的格式。
  例如:①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白虎通・论六纪之义》)
  ②伯者,伯之为言白也,明白于德也。(《春秋元命苞》)
  但是是不是声训和“因声求义”就在完全意义上等同了呢?
  
  一、从它们的起源和产生上来看
  
  声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文字作为对语言的记录书写工具,它也必然和声音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汉字是种表意文字,字形就是人们所能看到的它所体现的所有,但是由于字形和字义的联系过于紧密,在人们对具体的字义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很容易被字的形体所左右,于是就成了过分依赖以形求义。当形体对字义的理解没有了帮助或者帮助不是很明显的时候,声音这个物质外壳就被人们重视了起来。于是声训就应运而生。
  有关声训的产生,王力先生在他的《中国语言学史》中提到:“中国上古时代用语音相同或相近的词来说明词的真正意义。‘声训’之名由此而起。”而何九盈先生也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中指出:“声训,古人也叫“谐声训诂”。它是用音同或音近的词去说明被解释的词的来源,也就是以词的语音形式(声音相谐)为先决条件来说明两词之间的语源关系。这种探求语源的方式导源于先秦,盛行于两汉,集大成于《释名》。”以上两位先生的话使我们可以了解到声训这个名称是出现在上古的,先秦就有了。
  例如:③政,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④彻者,彻也;助者,藉也。(《孟子・滕文公上》)
  ⑤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礼记・中庸》)
  ⑥君者,善群也。(《荀子・王制》)
  从汉代开始,文字学家和注释家们就已经很重视声训这个训诂手段了,像《说文解字》中就保留了大量的语音材料,《释名》《方言》等书也大量运用声训,注疏中以音别义的条例随处可见。
  而“因声求义”在宋末元初的戴侗和明代的方以智的时期就已经有所开创,至于清初,顾炎武首先将音学施于经学,为 “因声求义”铺平了道路。后来戴震更是将音韵、训诂融会贯通,为通经明道服务,奠定了“因声求义”的基础。段玉裁则继承了戴震的观点,进一步强调“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推动了“因声求义”的发展。王氏父子更进一步强调“因声求义,不限形体”,使其走向系统化,科学化,引起了整个清代语言学的变革,而其他学者如朱骏声、程瑶田、阮元、郝懿行、钱绎、邵晋涵等人在此过程中也起了推动性的作用。
  从清代学者的考究和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因声求义”实际上是被作为一种训诂的理论方法来看待的,它的理论性更为强些,也是对声训方法的发展和延伸。
  
  二、从目的和作用上来看
  
  声训的目的,同样也是它的本质属性就是探求语源,来解释语词产生的最根本的意义。它并不涉及语词所指的意义,即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所表达的具体的意义。
  刘熙在其集声训大成之作《释名》一书的《叙》中早已说得很清楚:“自古造化制器立象,有物以来,迄于近代,或典礼所制,或出自名庶,名号雅俗,各方多殊,圣人于时就而弗改,以成其器,著于既往,哲夫巧士,以为之名。故兴于其用,而不易其旧,所以崇易简、省事功也。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他的话中的核心意思也就是:凡事物的名称,那些人们所日日称用的,其所指之义是易晓的,但其“所以然之意”则往往不为人所知或不为人所关注的。这里所说的“所以然之意”,则正是语词在产生之初所用来命名的根本意义。
  刘熙所作《释名》一书,就是为了训释语词的“名”,即是日常主要通用的名物之词,使其 “论叙指归”。可见,《释名》一书的训释方式就是专门的“声训”,其目的和作用也就是“推源”。因为声义同源,推寻的语源义作为源词就很自然地要与被释词具有古音上的音同、音近(一般为叠韵)的关系,于是形成了声训这一特定的训释方式或条例。
  例如:《释名・释亲》:“父之弟曰仲父。仲,中也,位在中也。”
  《释名・释宫》:“亭,停也,亦人说停集也”。
  之于“因声求义”,因为它与“因形求义”“因文求义”是相对而言的,所以其目的就纯粹是探求词义的方法。然而这种纯粹的探求词义也不是单纯的,没有基础的进行的,它是在声义同源,声义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的。像王念孙在著作中就大量用这种方法理论来进行训释。并且他在实践过程中还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1、考辩了异体同词的字际关系。这主要包括对异体字、通假字以及古今字的揭示,该工作一般属于文字学研究的范畴。
  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就依据声音的线索,揭示了很多假借字和异体字。
  例如:《说文》:“脯,蝮属也。”或作釜,隶省作釜。釜与脯同声同义,而《广雅》训脯为釜者,古今异字,必以此释彼,而其义始明。(《广雅・释器》“脯,釜也”疏证)按:“脯”,“釜”为异体关系,但音符、意符都不同。“融”从扁,甫声;“釜”从金省,父声。《说文》:“膜,肉间胶膜也。”《释名》云:“膜,幕也。幕络一体也。《内则》注通作莫。(《广雅・释器》“膜也”条疏证)按:“莫”,会意字,像太阳落到草丛中,表示天将晚,是“暮”的古字。“膜”,形声字,从肉,莫声,义为肉间胶膜。“莫”为“膜”的假借字。
  2、疏通了异词同源的词际关系。该工作在事实上系联了相当数量的同族词,属于词源学、词汇学研究的范畴。
  王念孙也在《广雅疏证》中考释系联了很多同族词。
  例如:餐之言堕落也。《说文》: “餐,哭堕也。”(《广雅・释话》“餐,落也”疏证)按:“肴”和“堕”为同族词。“有”为毛发脱落;“堕”为物体落下。它们都有共同的源义素“落下”。语音上,“着”和“堕”古音为定母双声,歌部叠韵,音相近。
  综上所述,声训与“因声求义”并不是完全重合的两个概念,相比之下,声训可以看作是一种寻求字词的源头的训释方式,它所解释的都是最根本的意义。而“因声求义”则更像是声训在发展过程中趋于完善的一种理论方法,它不仅注重字词的来源,也顾及了实践中对异体字、通假字以及古今字和异词同源两方面考证的需要,对这些方面的研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把声训与“因声求义”以简单意义上的等同,而是要在看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的基础上,把它们更好地应用到具体的训释实践中去,使声训与“因声求义”的方法论的意义得以很好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周大璞.训诂学初稿(修订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2] 宋金兰. 训诂学新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 赵振铎.训诂学纲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4]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5]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6] (清)王念孙.广雅疏证[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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