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的热闹与文化的传说】 文化广场真热闹呀一段话

来源:个人工作计划 发布时间:2019-04-16 点击:

  伴随全球化的浪潮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日益成为海内外华人的普泛话题。最近两年因为探亲访学的原因,对新加坡有一定的浸濡体会,当然特别关注占其国家人口近八成的华人,家里也订了一份《联合早报》。《联合早报》由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司主办,是新加坡主要华文综合性日报,其信息及时丰富且真实,确有不少真知灼见,没有我国司空见惯的空话套话假话,在华人世界享有较高声誉。当然,作为“地球上的小红点”的岛国也有其特定历史地理造成的不张扬的个性,英文教育的背景造成的对中国文化的“不在场”的疏远。
  在今年2月7日的《联合早报》上登了一篇由李慧玲撰写的《我什么怀念北京和伦敦》,2月18日李玮玲发表了一篇《文化:走我们自己的路》,两文大约都是两千字,后者原载新加坡的英文报纸《海峡时报》,登在《联合早报》上的是译文,后者明确是针对前者的,有点像掐架的意思,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研究中华文化的学人,我读了颇有感慨。这两个人的中文名字很相近,李慧玲是《联合早报》的高级执行编辑,李玮玲是新加坡国立脑神经医学院院长,也是李光耀的女儿。
  为了较完整地体现两者的思想,需要摘引一些主要的段落。《我什么怀念北京和伦敦》只引用涉及到中国和北京的内容,略去了有关伦敦的内容:
  到成都参加《华西都市报》邀请的媒体论坛,听四川的媒体学者以及中国各地多家都市报高层的经验与观点分享,离开的时候,我带走的不仅仅是他们对中国都市报未来方向的思考。我在飞机上拿着报摊上买到的几本中国时事类杂志,想着这样的交流,感觉振奋与充实。但是想到这是回家的路,振奋与充实竟是铺盖在寂寞之上的。那份感觉,类似每次离开北京回家那样,充满而空荡。
  他们的媒体确实受到管制,但是因为文化的积淀浑厚,知识群体的基数庞大而活跃,一旦制度上稍微开口,允许竞争,我看到的是他们怎么在限制中体现思考、创造,个人的品质怎么在艰辛的环境中接受考验。他们一党专政,但是平心而论,现在在报摊书店、在剧场里,可以看到的书报杂志、大戏小品是多元的,就算是咖啡馆、茶馆、餐馆,也各有其味。而这些生活,又不是与一般老百姓相隔。我们在一个市场买菜,搭地铁坐公交车走路,大家仍然看到一样的风景。
  我所怀念的城市并不完美,实际上也没有力求完美的企图。它们繁华的背后是文化的深度。深度是积累,不是勾画出来的。我不知道这些大城市在出发的时候政府有没有勾画什么愿景。伦敦、纽约之成为国际大都会,是不是“大都会”形成后才受到公认的?它们经过规划的,应该是基础设施,包括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它们有繁荣的经济、金融活动。有时我也会想起唐代人才荟萃的长安,还有袁老师教过的“盛唐气象”,我们倒回去看时是已经成型的大都会,但是它怎么来到展现这样的景观呢?如果它们当时有政府强力的规划与主导,大都会中重要的元素――民间活力会怎么被主导?
  因此更多是着力于建造剧院、翻修旧建筑,促销品牌,在旅游手册里装饰自己。这次的报告虽然还是在经济战略的框架下提出(注:指由新加坡政府成员组成的经济战略委员会2月初公布的新加坡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七大战略),但至少它不再着眼于创意工业要能够对经济增长贡献多少个百分点,而是把目光放在成就一个活跃经济的软环境上,落实到“人”的身上。作为一份经济战略建议书,用岛国(注:指新加坡)一贯的思维,它没有突破旧的框框,仍在订立一些可以衡量的指标,因此又喊出要吸引多少所世界级学院的目标等等。但是那些描绘的愿景中间,不能回避的是人与肉眼看不到的氛围。低税率、舒适而方便的环境能够吸引外资,进而吸引人才,但是要想要出国的人留下来学习,需要的不只是校园里感受得到的学术自由,还有整体社会环境的思想与表达的自由,一份对知识与文化的尊重。要让人才留下来的方式,不只是让他们感觉离开很方便。
  《我什么怀念北京和伦敦》最后的结论是:“我在飞机上翻阅那些我熟悉的杂志,又拿出在成都做的笔记。传播事业最直接与快速地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思想层次。可以无线上网,可以看有线电视,与我们的思想层次是两回事。岛国的本领,在于有能力用新的技术,和其他的世界衔接,逃避自己的弱点。而这,其实加深了我回家的寂寞。”
  李玮玲的《文化:走我们自己的路》开头就说李慧玲的文章让她感到好笑,文章内容摘引如下:
  我们明显地有着不同的观点。我今年55岁,是个平衡的双语者――在文化上接受华文教育,在专业训练上接受英文教育。我到过很多地方,却没有在任何地方感到一丝的文化自卑,包括我曾经同她们的领袖和知识分子见面的英国和中国。
  我最了解的海外国家是加拿大和美国,因为我是在那里完成我的研究生课程。除了一些例外,她们的报章的观点是狭隘的。单以所覆盖的范围来说,《海峡时报》比大多数美国报纸都更好。
  过去10年,政府为艺术投入了更多的资源。然而,事实是大部分新加坡人不把艺术当成优先考虑。让李小姐感到困惑的,并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困惑。
  我们是务实的。大多数新加坡人会更注重一份好工作、高素质的医疗和教育,还有干净和安全的生活环境。这些也是我们吸引来自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地方移民前来新加坡的原因。
  说到“精英文化”,我同意北京和伦敦的水平高于新加坡。但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两个国家的人口比我们更多,历史也更悠久。新加坡是个年轻的移民社会。
  作为一个多元种族社会,我们从来没有使用一种共同语言来交谈或书写。即使是现在,很多新加坡人用一种语言来书写,却用两种语言来交谈。在英国和中国,她们分别只使用一种语言已经有千百年的历史。
  新加坡自1960年代便得挣扎求存,直到90年代初才感到比较安全和有足够的资源投入艺术活动。我们现在有博物院、美术馆,还有西洋和东方的管弦乐队等。然而,我们社会基建还是比不上中国和英国的主要城市。中国和英国分别用了数千和数百年来发展她们目前拥有的文化资源。
  不过,尽管有这些资源,今天主导全球的却是美国文化,包括在中国和英国――这支配地位大概还会持续几十年。具影响力的主要是美国流行文化,但美国人会不会因为同我们一样是个年轻的国家,觉得自己在文化上比不上中国人和英国人?
  现在的印度人,喜欢的是宝来坞而不是古典和神圣的舞蹈。这会不会让印度较没有文化?就像乐与怒和肥皂剧是美国的新文化一样,我们可不可以把宝来坞视为印度的新文化?
  我不明白她的逻辑。在新加坡,她可以接触到全世界的文化,包括中国和英国。那为什么说加深了回家的“寂寞”?
  比不管是北京或者伦敦比我们拥有更优越的文化更重要的,是什么让我们把根扎在新加坡。对我来说,家是我的情感联系所在地、我的知交和核心家庭居住的地方。我选择新加坡为我的家,虽然我觉得政府对许多课题的处理并不十分明智。我对其他社会并没有那么倾心,不论我的祖先是否来自那里,因为新加坡是我效忠的国家。
  两个星期后,韩咏梅在《联合早报》上撰文《内在家园》,其中有为同事李慧玲鸣不平的文字:“这篇文章引起李玮玲医生的批评,但在我看来,后者的文章反而更加强了前者的论点:物质层次的富足并不表示精神层次也富足,所以我们才需要谈文化上走出自己的路。”
  如果不是旁人牵强地用外在情绪化角度来看待,或者持中国人惯有的爱国与否的价值判断,这两篇文章其实并没有交集,并非“明显地有着不同的观点”,构不成什么对立,两人有各自充足的理由,但亦各有阙失,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误判或者说是自说自话。同时,两文所涉及的问题也不是能用物质和精神这一简单的二分法来作判断的,这首先就要厘清文化范畴,再对中国文化进行一种事实判断。
  文化的定义有很多种,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原始文化》有着经典性的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后来还有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显形文化和隐形文化等等的说法。文化结构可简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简言之,玮文透露出对新加坡广义的现世文化的热爱与自信,慧文更多的是持一种 “文化的深度” 的超越性思考,指向的是北京和伦敦的狭义的隐形的精神文化。
  但问题就来了,对中国这个对象而言,慧文褒扬的精神性文化其实只可能有两种,一是抽象的中国传统文化,二是当下的中国人文精神。首先,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多作为遗产而留存于世,与当代社会生活发生了断层,更多是表演性质的化石,纵使有“文化的深度”,那也只是抽象的安慰剂,对现代文明社会的建设并无实质的用处,如果有,那也是基于普世人性的偶合,不是传统文化的特质。其次,慧文所谓的当下以中国媒体代表的“思考、创造”精神文化,终究是戴着脚铐跳舞不足为外(国)人道也。中国有这样的说法:“愤怒出诗人,忧患得华章”,“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一个媒体狂欢的国度,绝不是好的状态。混乱社会的问题肯定多,可言说之处一定也多,当社会进入公平正义诚信的时代,还会有“周老虎”、“躲猫猫”、“拆迁自焚”吗?还会有“秋雨含泪“、“兆山羡鬼”等层出不穷的当代新成语吗?没有新闻才是最好的新闻。慧文一方面停留在“盛唐气象”这种远去的云烟当中,另一方面也无视,或者说至少没有切肤之痛地感受当前中国社会的现状。故此,慧文所激赏的“中国文化”要么缥渺不实,要么是痛外之快。
  玮文问“如果她是在北京工作、领取中国的薪水的新闻工作者,她还会选择在北京居住吗?”这话有点犀利,中国有骨气的有理想的人仍然很多,定居中国包括北京的外国人也不少。但玮文也一针见血地告诉我们,派住客居式的状态不会有切肤的体会,距离产生虚幻的美。被浪漫化的田园牧歌式中华文化在当代中国人中并没有多少人身体力行,相反,“被自杀”、“被增长”、“被代表”、“被就业”已成社会常态,去年房价涨得那么厉害,国家统计局还要说房价只涨了1.5%。慧文的方式与旅游的中国人盛赞非洲部落的纯朴生活没什么两样。在中国似乎变成了不证自明公理式的贪腐自不用说,新闻现象的闹腾让人麻木,精神的限制等估计慧小姐没有体会。我曾在一省级报刊开设专栏,曾撰写关于中国的自主创新精神和环境问题,提到广州热衷于汽车业合资和大学城的建设,悉数被删,原因是领导不高兴。也是,这些没有风险的看得见的事实上也证明是有用的政绩怎么能够被你们屁民说三道四呢?
  慧文对新加坡其实是有意义的,小骂大帮忙,对中国则没有意义,不客气地说是一种捧杀,是远观下的快意,是其所谓的“远望后的赞叹”。如果一直生活在一种憋屈之中,从专制体制到贪污腐败盛行,从社会信仰的迷失到人际诚信的匮乏,从学术欺骗到贫富分化,从治安的危险到环境的污染,终日面对这些的人是根本不会有慧文这样蜻蜓点水式好心情的。慧文其实并没有否定新加坡文化,恰恰相反,正因为新加坡有良好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包括法律、道德、习俗等在内的精神文化也是让世人称道的,才会产生对中国所谓积淀浑厚的传统文化怀念不已,才会对特定郁闷社会环境下激发出来的思维活跃状态艳羡不已。从本质上说,这只是一种对自己祖国文化整体惬意后的对他国的闲情偶记,而中国现阶段这种看起来很美的文化激荡现象如果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对中国人来说不要也罢。如果制度不民主,财政不透明,社会不公正,纵有其他精美的建筑或者艺术愉悦也只可能是一时的逃避和麻醉。这大概就是慧文是用“怀念”而不用“向往”的原因吧。
  在新加坡“可以接触到全世界的文化,包括中国和英国。那为什么说加深了回家的‘寂寞’?”让我这个外国人来回答:这种寂寞是外籍华人对自己血液里抽象的中华文化集体无意识的幽思,时不时寄托于中华文化发源地的中国,中国不值得高兴,新加坡也不需要不高兴。某些新加坡人寄情于文化中国,或者说某些海外华人畅神于中国这个符号,可以理解,但属误读,这可以用九十年前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原理来解释,这个学说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通俗地说就是,传统的古史是后人添油加醋造成的,并且时代越往后知道的历史反而比前朝更多更往前,时代越往后历史人物的形象身份反而比前朝更复杂更驳杂,这里借用这个学说创造一个新词即“域限地造成的中国文化”,空间上的距离也对海外华人抽象地误判中国文化造成了影响。
  新加坡教育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黄永宏年初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说,新加坡取得今日成就的基本元素包括廉洁的政府、重法则的社会、创新与变通及重视教育等。从文化范畴的结构来看,这些分别对应着新加坡文化的制度层、行为层、心理层和传播层,加上发达经济和宜居城市这一物质层,新加坡进入第一世界这个文化系统功不可没。
  毫无疑问,玮文的结语是十分正确的:新加坡文化“背后没有5000年的历史是不重要的。我们必须勇于走出不同于殖民地主子或者祖先为我们设定,属于我们自己的路”。让我们看到了新加坡人的现实自豪感和未来自信心。新加坡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她能够让国民活得幸福活得有尊严。就拿爱国主义来说,它不能对下不对上,做当政者套利的幌子,所谓“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新加坡今年春节在旅游胜地圣淘沙开的赌场,规定新加坡公民进入需要交100元门票,外国人则不需要,这是为了防止没有多少经济实力的国人滥赌,并且进门的次序是公民,其次是永久居民,再次是外国人。中国有不少地下赌场的保护伞就是警察。最简单地说,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新加坡的国富民安就是一种美好文化,优秀人才愿意来定居就是最好的综合指数,罗杰斯、李连杰、巩俐等的到来都为岛国文化作了某种诠释。“我的祖上很阔”还有意思吗?
  是的,新加坡的艺术没有大气,新加坡式英语让人头疼,但没有一种文化是完美的,是选择没有普世价值的文化自慰,还是选择生活充实的幸福感觉,是选择在物质充裕、政治清廉、公平公正的国家,还是选择贫富悬殊的国家,答案不言而喻。李玮玲讲得对:“我们在1965年时人口只有200万,主要是目不识丁的中国农民的后裔,和来自印度和印尼群岛的劳工。我们在独立不到50年的时间内,可以培养多少在艺术上有天分的人才?”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个结论很肤浅。中国的软实力很是不堪,核心价值观、生产力、创新意识、品牌建设、国民素质等等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总量不小,但人均GDP居于世界100位以后,按联合国“一天收入低于1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约1.5亿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很差,光鲜的数据不能代替个体国民的生活质量。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没有西方那么大的损失与中国金融的国际化程度不高有很大关系。二十多年前,刘晓波与李泽厚有过美学的争论,现在一个变成了罪犯,一个远走美国。李泽厚说目前中国是封建资本主义,我看不准确,应该是资本封建主义,资本是现象,封建是本质。著名华人学者余英时获得有诺贝尔人文学术奖之称的“克鲁格终生成就奖”,据报道,典礼后有人问余英时,随着中国崛起,很多人认为时间站在中国这一边,他如何看待。余英时回答说,他从来不这样想问题,因为许多事情都在发展中,“光是暴发户,发了财,其他文化、一切都没有,恐怕只有更糟糕,不一定是好事”。他表示,他在文化上是中国人,后来入了美国籍,“两个文化都有,我可以不偏向哪一种民族情绪,民族情绪应该避免”。他说,不要一下子就把民族情绪提上去,好像下一个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没那么简单”。
  世界都在说赶搭中国经济快车,请注意,是“搭车”,当到站了,他们会纷纷下车,谁管你的车驶向何方甚至撞车呢?自娱自乐的意淫式的中国文化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世界呢?不是以国家名义在世界上做个中国造的广告那么简单,而是要靠要让人家信任你的自由民主平等自信的精神状态,要靠有活力的有内涵的品牌和产品,传统文化只是水涨才船高的附属品,不能做主菜。蒙古族的铁骑横扫亚欧大陆,结果呢,还是没有站住脚,没有符合现实社会根基的制度与文化,没有对国民大众利益的考量,一时之勇、诱哄之计会随风而逝,这个世界没有傻瓜。
  春晚上宋氏的载歌载舞和赵家班的忽悠系列,典型地对应着中国人的麻醉心理和扭曲心态。中国要变成真正的强国,政治改革是不二法门,它是决定中国文化走向的基石。就算大有大的难处,就算成龙所说的中国人需要管没有错,但管理团队起码应该清廉,否则所有的改革都难以深入下去。其实新加坡是中国学习的好榜样,带领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走向成功的人民行动党值得中国执政党借鉴,李光耀的人格是中国政治人物学习的榜样,不要说美国的竞选人连八辈祖宗都给你弄得一清二楚,李光耀也是如此,至少我知道他没有一点贪污。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还清楚地知道,李玮玲是他的女儿,今年55岁,还是独身。她的工作单位我也很清楚,我可以与她笔谈。当然对这些新加坡人早都知道,也很容易查到。中国领导人的家人都神秘兮兮的,不清不楚就容易不明不白。
  据说李光耀家族没有任何丑闻,我是相信的。我在新加坡居住的小区紧挨他的妹妹家,是红色的洋楼,从阳台望去,也就二三十米的距离,但平时毫无显赫喧闹的架式,不是听人说起还真不知道这是新加坡国父的妹妹的居所。说李光耀专制独裁也不是没有根据,但为什么民众信服他?李光耀说钱财对我来说不重要,是的,一个官员如果权名利色一个都不能少,那如何执好政呢?中国的政治文化改革要说也非常简单,比如,中国官员的家庭财产要公开的制度很难执行,但我想从中央领导开始公示那就不难,在善良的中国民众那里,在各级官员那里,这比任何法律、文件都要管用。
  美好的当代生活需要创新精神和务实作风,中国文化如果是我们全球华人社会的带头大哥的话,她更多的只是某种特定历史阶段的生活习俗和一种精神寄托,还是借用流行的网络语言吧:“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哥早已不在江湖,江湖上却流传着哥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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