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检部面试自我介绍 [一个老纪检的感受]

来源:公文书信 发布时间:2019-01-05 04:36:25 点击:

     我是在党的纪检机关恢复重建后不久,就到纪委工作直到退休,可以说把自己的后半生全部献给了纪检监察事业。30年实践,30年风雨,30年创新,30年提升,反腐倡廉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了很大发展。我从几个侧面谈谈自己的感受。
  
  领导:从“哪有时间”到负总责
  
  纪委恢复重建后,虽然胡耀邦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全党抓党风”,但党委的重视和支持程度,仍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其中,既有思想认识问题,更有制度保障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次纪委开一个工作会议,纪委领导请党委主要领导讲讲话,给大家鼓鼓劲。他说:没什么可讲的。虽然后来他也到了会上,但只传达了一个上级文件,关于纪委工作一句话也不说。记得传达党的十三大精神时,正好下面的纪委书记来开会。在座谈过程中,有人给党委领导提了个建议,希望下去检查工作时也听听纪检工作的汇报。这位领导勃然站起:“一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听汇报!”1993年中央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后,我陪上级纪委的同志到一个县去检查反腐败三项工作,分管县委副书记一上来就说:“搞什么反腐败,影响经济建设中心。”我当即问他:“你要搞清楚,是腐败影响经济建设,还是反腐败影响经济建设?”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绝非个例。只不过更多的是当面说得好听,文件写得热闹,实际上不来劲。
  直到1998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建立以后,上面所列现象才逐渐销声匿迹,至少公开场合看不到了。不论自觉不自觉,党委书记和政府市(县、区)长都得挑起党风廉政建设负总责的担子了。
  
  工作:从“不务正业”到拓展领域
  
  上世纪80年代前期,纪委还没有专门的宣教机构,宣传教育工作主要是办刊物、发案例通报等。有一次我到一个市去,顺便谈起教育问题,一位原监委的老前辈毫不客气地批评我:“搞什么教育,不务正业!案子办好就行了。”
  这话放在当时,也没有多大的错。经过20多年,反腐倡廉建设发展了、深入了,要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领域,体现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各个方面。就是抓宣传教育工作,也要把教育的说服力与改革的推动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惩治的威慑力结合起来,注重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在针对性、实效性上下功夫,多出精品。拿反腐倡廉歌曲创作来说,能有一首或几首受到广大群众欢迎,被全国广泛传唱,教育的覆盖面、吸引力、影响力就大了。
  
  思路:从死抠条条到服务大局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现在已成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的共识。这一共识是来之不易的。
  当初,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办案死抠条条,只讲是非,不讲利害,没有从大局、从政治上考虑和处理问题。有一位纪委领导,是很好的同志,在处理一名犯错误领导干部时,坚持要给予严重警告处分,而党委在讨论时只同意给予警告处分。按说,警告处分和严重警告处分都是轻处分,不涉及原则问题,而纪委这位领导非要坚持,结果和党委闹僵了,上级不得不出面做工作。二是把服务大局理解为直接参加具体的经济工作,去谈判、去招商、去跑项目、去要钱,一句话,去“做生意”,叫做“踩深水”,而纪委常委会都顾不上参加,实际上是“种了人家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经过多年的实践,逐步探索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具体途径,路子越走越宽,工作越来越有成效。后来到下面去调研,发现纪委监察局的领导不光谈起反腐倡廉思路清晰、重点突出,谈起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头头是道、如数家珍,既找准了位置,立足本职、履行职责,又使纪检监察工作与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同步了、合拍了、融入了。
  
  规范:从“通知”到法规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最经典、最管用的名言之一。但改革开放之初,党风廉政建设行为规范,大量还是靠发“通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改革过程中有些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实践经验的积累;同时,还要把握好法规制定和出台的时机,视条件成熟与否。因此,有的法规制定长达十几年,有的过了十几年后又了无下文。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党内监督条例的制定。早在1987年7月,中央纪委就制定了《关于对党员干部加强党内纪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也属于党内法规。但由于规范的范围有限(只限纪律),层次不高(低于准则、条例、规则),可操作性不强,在党内影响不大。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明确要求“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要会同中央组织部拟定党内监督条例”,中央纪委当即开展工作,还组织了6个省调研。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提出,“要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制定党内监督条例”,中央纪委又继续抓了这项工作。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第三次要求,抓紧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一个党内法规的制定,3次出现在党中央全会的决议中,这样的情况十分罕见。直到2003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才正式出台,前后一共13年。
  
  目标:从原则要求到科学具体
  
  改革开放以来,从端正党风,到党风廉政建设,到反腐败斗争、反腐倡廉工作,再到反腐倡廉建设,我们党其实一直都是有目标要求的。我的印象中,先后提出过6次。
  第一次,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今后5年的目标是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根本好转就是当时端正党风的目标。这个目标党中央、中央纪委一直在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只不过后来提法有了变化。邓小平1986年1月说:“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建议狠抓两年,抓出成效”。1986年6月又说:“这半年端正党风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不要估计太高,现在还刚刚开始”,“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工作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从中可以看出,一是只提“好转”,不再提“根本好转”;二是5年目标变成了“长期工作”。
  第二次,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中央纪委向十五大的报告提出5年反腐败目标:“力争今后5年内使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关键词是遏制蔓延势头,取得明显成效,这个目标比十二大提出的目标具体明确。党的十六大报告对这一目标作出了回答:“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取得新的明显成效”,“有些腐败现象仍然突出”。
  第三次,1998年1月,江泽民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把消极腐败现象逐步减少到最低限度,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的目标。这是江泽民第二次这样概括。在1996年1月,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就从反腐倡廉新路子的角度,提出逐步找到一条“努力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路子”。
  第四次,2005年1月,中央发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的5年目标是,到2010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这个目标时间要求明确,目标也很具体,但内容仅限于惩防体系本身。
  第五次,2008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努力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的目标。有专家撰文认为,这是首次明确提出了反腐败的科学目标定位。
  第六次,今年5月13日,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提出今后5年工作目标:“经过今后5年的扎实工作,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初步建立,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比较健全,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基本形成,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党风政风明显改进,腐败现象进一步得到遏制,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有新的提高。”这一目标从7个方面对反腐倡廉建设要达到的要求具体化,最后落脚到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有新的提高,这是迄今为止中央提出的最全面、最完整、最科学、最具体的反腐倡廉建设目标。这一科学的战略目标定位,为反腐倡廉建设勾画出清晰明确的方向,准确体现了反腐倡廉建设科学性、整体性、协调性、系统性和实效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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