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间谍,从“特工门”说起_美国中情局特工

来源:公文书信 发布时间:2019-01-11 点击:

  去年7月份以来,美国“特工门”事件越闹越大,直接导致了副总统切尼的办公厅主任刘易斯・利比辞去公职,并直指布什的首席政治顾问卡尔・罗夫。间谍事件虽然是美国国内党派纷争的闹剧,但却引起人们的普遍担心:在美国内部隐藏尚且如此之深,那么,在自己的身边又有多少美国特工从事间谍活动呢?事实上,这些国家的担心不无道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随着其称霸全球的野心日益膨胀,美国已将间谍活动的触角伸向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目前,美国有十多万人从事情报侦察和间谍活动,每年的经费高达28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法国整个国防预算的总和!
  
  世界最大的谍报王国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谍报王国,情报机构繁多,组织体制复杂。美国现行的情报机制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最上层是决策、监督层,由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组成。中间层是管理、协调层,包括中央情报主任及其下属的各情报委员会。再下面是执行层,由中央情报局与各基层情报单位组成。这些基层单位包括国家安全局、国防情报局、国家侦察局、国防部人力情报搜集署、中央图像局、各军种情报机构、联邦调查局、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司、财政部情报支援处、能源部能源情报办公室、毒品管制署行动部情报办公室等。
  今天,美国80%以上的情报是通过无线电波、卫星、飞机、海底电缆、光导纤维和因特网等高科技手段获得。但是,美国决策层始终认为,派遣间谍搜集情报具有其他高技术手段无法达到的效果。克林顿时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多伊奇曾直言不讳地说,美国不能放松在海外的情报活动,相反,要在世界各个角落加强间谍活动,使之能有效地对付冷战后美国在战略和安全方面面临的新挑战。为此,克林顿总统还破例给予多伊奇“内阁部长待遇”。
  冷战时期:
  
  对付苏联,同时不忘敌对国家
  
  二战的爆发,给间谍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作为主要参战国之一,战争期间美国派往海外的间谍十分活跃,许多间谍的故事甚至被搬上银幕,写入文学作品之中。但是,随着二战的结束,美国派往海外的间谍就成为其扩张势力的工具,开始扮演不太光彩的角色,并在与苏联的军事对抗中达到了顶点。
  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与苏联进行军事对抗,不断扩大中央情报局(CIA)和联邦调查局(FBI)的规模。其中,中情局的人员由1947年成立之初的302名,猛增至1950年的5000人,冷战结束时达到了10000人。同时,美国还在苏联间谍机构里大力网罗为自己服务的“鼹鼠”。苏联军事情报局阿纳托利・费拉托夫上校,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阿尔及尔工作时就被中情局发展为间谍。70年代末他被调回莫斯科后,仍继续向中情局传送各种机密材料,直至被捕。冷战时期美国最优秀的特工奥列格・佩尼科夫斯基上校原来也是苏联的军事情报官,他向中情局提供了大量关于克里姆林宫的军事政策和武器情报,包括苏联境内导弹发射场详图等。在美国间谍的引诱下,甚至连苏联驻联合国秘书处的外交官阿卡迪・谢甫琴柯也叛逃了,他把苏联军备控制的详细材料交给了美国。此外,被美国情报部门利用从事间谍活动的人中,有登山运队员、商人、考古学家、导游、旅行者、海员,甚至民航飞机的机械师也会成为间谍。
  在与苏联克格勃进行的间谍战中,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间谍不仅着眼于盗窃对方的新式武器设计图纸和先进技术,而且时刻觊觎着对方情报机构控制得最严的国家核心机密。上世纪50年代,中情局为监听苏联的电话线路搜集情报,还挖掘了一条从西柏林直通东柏林的秘密隧道。1963年,联邦调查局还为苏联驻美使馆提供了一批先进的“施乐”牌复印机。这种“友好的”表示一开始让苏联人感到既意外又高兴,但没过多久,苏联人就笑不起来了。原来,美国情报人员在复印机上做了“手脚”:苏联人在复印文件时,一个暗藏在复印机反射镜内的微型相机会将文件偷拍下来。而联邦调查局的间谍则装成定期进入苏联使馆维护复印机的施乐公司的技术人员,借机取走底片,换上新的胶卷。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上世纪70年代末,代号为“地沟老鼠”的中情局特工组,还从窨井中跳进莫斯科的下水道里,在苏联政府和军队通信线路上安装了大量窃听器。据悉,安放在克里姆林宫地下隧道里的窃听器还在关键时刻,挽救戈尔巴乔夫。当1991年8月政变发生时,戈尔巴乔夫被军人围困在克里姆林宫里,而这时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梅杰打电话给时任莫斯科市委书记的叶利钦,要他站出来反击政变军人。而美英两国对苏联政变信息的动态掌握就来自于CIA安放在克里姆林宫的地下窃听装置。
  在对苏联进行间谍战的同时,美国也没有忘记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间谍破坏活动。抗美援朝期间,美国向我国空投了许多间谍,从事情报收集和破坏活动。后来,这些间谍大都被我擒获、判刑。如1954年11月被我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无期徒刑的约翰・托马斯・唐奈、判有期徒刑20年的理查德・乔治・费克图等。间谍休・弗朗西斯・雷德蒙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派遣,曾在我国上海、北京、沈阳等地进行破坏活动,1954年4月27日被我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判处无期徒刑,1970年4月13日晚,在狱中自杀。美国人詹姆士・爱德华・华理柱以传播宗教名义于1948年进入中国,至1958年的10年间,成立了“天主教中央局”并发展了一批从事间谍活动的成员,专门搜集我国修建军用机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人数、装备、作战、防空措施,我国的国防建设等重要机密情报。1958年10月18日华理柱被上海市公安机关逮捕并判处有期徒刑20年。不甘心失败的中央情报局又于1965年10月,派遣间谍特鲁茨・封・许林德(西德籍),先后以“开箱检验员”、“现场秘书”身份为掩护,窃取我国军事、政治、经济等重要情报,结果还是落入法网并被兰州市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在敌对国家间挑起战争、策动内战、推翻对本国不利的政府,也是冷战时期美国间谍活动的重要工作。1954年,中情局间谍策划了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政权的政变。由于间谍的活动,一个亲苏的国家瞬间变成了一个亲美的国家;1956年,在美国中情局的支持下,匈牙利出现了反政府的暴动;在越南,中情局先是扶植吴庭艳成为南越总统对付越南北方的共产党政权,后来又策动军队政变,杀死了吴庭艳。正如吴庭艳的夫人后来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我丈夫被杀是中央情报局的阴谋。因为我丈夫不听命于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才唆使军队发动政变……”
  
  冷战后:加强情报搜集,但更多地转向民用
  
  冷战后,美国的情报部门没有因苏联和华约的解体而缩减,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加强。至1995年,中情局人数达到1.5万人,海外工作站扩至50个,另有数千名外国间谍活跃在世界各地。上世纪90年代,中情局间谍玛丽施展“美人计”,将时任法国行政事务改革部长的亨利・普拉尼奥发展为美国间谍。通过他,美国人获取了法国在关贸总协定谈判及经济政策、处理与北约关系和法国决策层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非常隐秘的内幕。2004年3月底,通过媒体曝光,联邦调查局承认了派遣间谍窃听巴西共和国总统府和外交部的活动以及从1999年到2003年收买巴西警察等渗透活动。近年来,随着我国“神舟”载人计划的逐步实施,美国不断派遣间谍深入我国刺探情报。用一名美方人员的话说,美国对中国太空计划的一举一动,“甚至包括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是不是左撇子”都十分感兴趣。美国的情报机构还设法打入了防备严密的“基地”组织。2003年9月29日,“基地”组织发表声明警告说,美国的情报机构已经渗透进了“基地”组织内部,致使数名“基地”组织的成员在伊拉克被捕,这是“基地”组织破天荒首次承认自己遭到美国情报机关的渗透。
  在局部战争中,美国通过传统的间谍活动,有效地弥补了高技术手段的不足。在对波黑塞族的打击和科索沃战争中,美国特工事先深入战场,接近目标后,用激光目标指示器为轰炸机指示目标,或通过无线电引导飞行员瞄准目标,效果非常明显。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推翻萨达姆政权,除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外,有效的间谍活动也是迅速取得战争速决的重要原因。在战争爆发前几个月,美军就派出了近200名特种兵和中情局间谍深入到伊的腹地进行侦察和情报收集活动。此外,中情局在战前还招募了大量伊拉克人充当间谍。如曾在伊拉克最令人恐怖的情报机关――伊拉克特别安全局工作了10年的贾布里,1999年在约旦被中情局发展为间谍。从2003年2月,他开始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不久,他又发展了负责萨达姆总统官邸的护卫艾哈迈德、伊拉克情报局马沙达尼少校等13人成为美国间谍。艾哈迈德向贾布里提供了共和国卫队在巴格达城内外的部署情况、伊军重炮阵地的位置、巴格达周围的导弹阵地位置等绝密情报,马沙达尼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大量关于伊拉克导弹、反导系统以及部队调动的情报。这些目标最终都成为美军空袭的重点打击对象。当众叛亲离的萨达姆逃离巴格达时哀叹:“甚至我的衣服也背叛了我!”
  苏联解体后,美情报机构在窃取军、政情报方面的职能有所削弱。面对新的情况,美国间谍机构通过扩大其职能,特别是搜集民用情报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美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伍尔西多次指出,“工业间谍是当今情报活动中最热门的主题”。1993年克林顿入主白宫后,要求中央情报局把搜集全球各地重要的经济和科技情报放在首位。
  随着间谍进入经济领域,使得美国企业在一些重要的国际贸易谈判中屡屡获胜。1993年,美国在日内瓦参加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谈判期间,中情局间谍对参加世界贸易协定谈判的主要国家代表,特别是对法国总统密特朗、总理巴拉迪尔及欧洲委员会主席德洛尔的通讯进行了窃听,掌握了法国在关贸总协定谈判中的底牌,从而使美国在谈判中掌握了主动权。1995年,法国总理巴拉迪尔访问沙特期间,沙特方面提出希望从法国购买价值数亿美元的包括军舰、导弹,后勤保障物资在内的武器装备和民用飞机。就在双方即将签署协议的前夕,沙特方面突然变卦,中止了协议。这笔生意后来被美国的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抢走了。究其原因,又是中情局间谍从中插了一杠子。在法国汤姆森公司与美国雷声公司争夺巴西亚马逊森林监视系统合同谈判中,中情局间谍又获取了法国汤姆森公司向巴西支付大量酬金的情报,并由此向巴西施加压力,最终为美国雷声公司赢得了价值13亿美元的合同。
  美国还派遣间谍利用各种机会“打入”外国国家部门和科研机构内部,获取有价值的情报。1990年7月,美国派遣《华盛顿邮报》记者、美籍华人间谍孙晓凡到中国活动,她不断拉拢收买我内部人员,肆无忌惮地窃取我国家经济和科技机密。当1992年5月国家安全局对其实施逮捕时,还从保险柜中查获了她通过非法途径获取的我国家秘密文件10多份。刘禄泰曾是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发展的华裔双料间谍,一度成功渗透进中国高层,窃取了大量经济与科技机密。1988年1月,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姆・塞斯恩曾经亲自为他颁奖,被捧为美国“无形战线的双王牌间谍”。
  
  败走麦城故事
  
  美国在海外的间谍曾创造过辉煌的成就,但在其艳丽的光环后面也经常有败走麦城的事例,就是在冷战后,这样的事件也经常发生。1993年4月30日晚,联邦调查局秘密逮捕了回国休假的美驻希腊外交官史蒂文・拉拉斯。经查实,拉拉斯从1977年在军中服役时,便开始向希腊出卖美国和北约的军事秘密。在长达16年的间谍生涯中,他先后向希腊人提供过700多份有关美国国家安全的绝密级文件;2000年,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失事后,美国立即派出两艘核潜艇和一艘间谍船到事发地点侦察。当海军情报局官员埃德蒙・波普带着俄罗斯“暴风”号鱼雷的设计图准备离开时被克格勃抓捕。因为西方的军事专家认为,潜艇上的“暴风”号鱼雷发生故障造成爆炸是导致该潜艇沉没的原因;2001年,联邦调查局双面间谍罗伯特・汉森被俄罗斯情报部门策反,将6000多页有关美国国家安全的绝密情报出卖给俄罗斯。
  情报部门频频发生的泄密事件对美国的打击也非常沉重。2004年底,美国特工抓获一名涉嫌协助“基地”组织的学生后,打算派此人充当“双面间谍”,打入“基地”组织内部卧底。但令美国政府始料未及的是,这个本应属于绝密的计划竟然被媒体提前抖出而流产。
  随着技术的发展,美国间谍提供的情报及时性和准确性也大不如前。1998年6月,中情局内负责“处理”国家侦察局情报的分析人员因没有看出印度准备要试爆六颗原子弹而受到处理。2002年8月,因为中情局间谍提供的错误情报,苏丹喀土穆的一家制药厂被当作生产化学武器的工厂而误炸。
  美国历届政府对间谍工作都给予了高度重视,间谍在美国被渲染成为一种非常高尚的职业。中央情报局在互联网还举办着一个培养未来间谍的网站“CIAKIDS”(中央情报局儿童网)。该网站通过游戏形式专门教唆儿童如何成为一名间谍,他的工作是什么?哪些人将成为中央情报局赫赫有名的秘密特工人员等。通过此中情局向美国儿童灌输官方意识:“间谍工作就是为我国领导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所需要的情报。”最重要的是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只要为美国利益服务,做间谍就是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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