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是我国著名的转折之城【遵义转折:从“担架谈话”起步】

来源:公文书信 发布时间:2019-03-15 点击:

  1934年12月,湖南与贵州交界处。红军队伍绵延山路间。   毛泽东此时躺在担架上,一张巨大的油纸盖在他魁梧的身体上。两名健壮的战士双肩架起长长的担架。毛泽东陷入松软的网绳里,若有所思。
  当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大约一年后,到达甘肃南部的哈达铺,“长征”这个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浪漫词汇才被毛泽东创造出来。此时,大家还认为这次行军是撤退。
  红军遇到了自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来最大的危机。
  斯诺在他的传世名著《西行漫记》中这么描写当时的情况:1933年10月,南京发动了它的第五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反共战争,一年之后,红军终于被迫实行总撤退。当时几乎人人都认为完了,认为这是为红军送葬出殡。
  斯诺还写道,蒋介石有一阵子真的相信了自己的吹牛――他已经“消灭了共产主义的威胁”。
  危急时刻,人心思变。
  担架上的序曲
  休息了一会儿,精神稍好的毛泽东掀开油纸。这些天他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精神一来,就要找王稼祥聊天。
  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此时仍然没有痊愈,所以也一直躺在担架上休息。两个人的担架经常同行,便有了频繁接触的机会。
  这两人经历差异巨大。用21世纪的网络语言说,毛泽东是“土鳖”,王稼祥是“海龟”,而且是从苏联回来的“金牌海龟”。
  国际派和本土派之争今天已为人熟知。两派的差异到底有多大,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
  张国焘到晚年还记得,关于到底是称同志好,还是称兄弟好,两人争执了半天。“秦邦宪(博古)总是‘同志同志’,满口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十八宿’的味道,我则是‘润之兄’‘玉阶兄’,他忽然撇开话题质问我‘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他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
  此时,毛泽东早已被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排除于领导核心之外多时,对此前的败局有心无力。他要改变处境,从身边的国际派王稼祥开始。
  王稼祥虽然也是从苏联留学归来的,但是这段时间的挫折连连让他意识到,博古等人的领导有问题。这为他和毛泽东的进一步交谈打下了基础。
  主导者显然是毛泽东。王稼祥比毛泽东年轻13岁,这年41岁的毛泽东已经过多年革命斗争,战斗经验丰富,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更是鲜有能与其匹敌者。而王稼祥不过28岁,此前主要从事宣传和政治工作。
  危急时刻,共识的达成并不难。交流不多时,王稼祥便在忧虑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想法,他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与他一拍即合。
  此后直到遵义会议召开,王稼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行军路上,他不断找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并取得大家的支持。比如聂荣臻当时因为脚伤,同样坐在担架上,王稼祥在行军途中多次与其交谈并获得赞同。后来到达遵义后,共青团领导人凯丰曾多次找聂荣臻,希望争取其支持博古,但未如愿。
  毛泽东交谈的另一个重要领导人是张闻天。
  曾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的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中写道:洛甫(张闻天)几个月来一直在向毛泽东靠拢。他们夏天在云石山上的多次谈话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确的。四月在广昌遭到失败后,洛甫就曾严厉地批评过博古。他说伤亡太大,对于红军来说,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是不明智的。他指出,照这样下去,红军不可能取得胜利。
  李德不懂中文,他与人沟通要靠伍修权翻译。但是他意识到毛泽东在做什么,也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他晚年回忆道:他(毛泽东)不顾行军的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他用这种办法把不稳定的因素带进了领导之中,使它逐渐分裂。
  李德想要阻止这种趋势,可他已经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自从第五次反“围剿”的不断失利,红军中对其的不满便日益蔓延。
  在军事指挥上,李德拥有绝对权力。毛泽东等人在担架上的谈话逐渐扩散,成为瓦解李德手中权力的序曲。
  1935年新年前后,红军迅速跨过吴江,随后于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将追兵甩在身后,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洋钦差”是怎样炼成的
  李德为什么能够取得红军的领导权?有不可考据的偶然,也有不可回避的荒唐。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奥地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德共,后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李德最为中国人熟知的形象来自一张他在中国的照片。照片中,他戴着一顶红军帽,浓眉下面是一副圆形眼镜,笑容灿烂。
  他后来家喻户晓的身份,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但这个差一点葬送了红军的外国人,身份并非如此肯定。
  李德在晚年的回忆录中称,他当时到中国的任务“粗略地说”是给中国共产党担任军事顾问。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当时就有人质疑李德的顾问身份。
  伍修权在回忆录中写道,曾经有人说过,李德并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正式顾问,当时还有另一名正式顾问在上海,但是他没有来苏区,后来又调回了莫斯科,结果让李德当上了正式顾问。王稼祥同志也曾说过,李德实际上是由当时的共产国际的王明所派遣,来掌握我党军权的。
  尽管到死都没有主动揭开谜底,但是对其真实身份,李德在回忆录中仍然留下了蛛丝马迹。他回忆刚到上海所感受到的白色恐怖时,首先便提到这样一件事: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因为对当时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
  诺伦斯・鲁格,中文名牛兰,他和他的夫人,是当时共产国际在远东负责人员、资金和信息流通的关键人物。他们被捕后,恰逢中共中央特派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他指认出了牛兰夫妇,国民党才知大鱼落网了。
  共产国际立即展开营救,并将具体工作交由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的上海工作站。为了打通国民党的办案人员,苏军总参谋部立即选派两人各携带两万美元,分别走不同的路线前往上海,而且两人互相并不知情。
  其中一人,便是李德。
  任务完成得很顺利。之后,李德本应返回。但在上海,他遇到了“故人”博古。博古此时接替了前往莫斯科的王明,担任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因顾顺章的叛变,原来处于上海的中共中央不得不转移到中央苏区。作为代理总书记,博古要承担苏区军事斗争的重要任务。
  对于这个从未有过任何战斗指挥经验的年轻人来说,这几乎是个无解的难题。然而,“答案”却是自己找上门来。
  在博古看来,李德如同上天送来的礼物――此时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的中国共产党,“外来和尚好念经”,更何况还是军事学院毕业的专业人士。
  当年9月25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黎川,中央苏区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拉开战幕。几乎与此同时,博古力捧的“洋钦差”李德来到了瑞金。
  到了中央苏区,李德立即被推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前方所有的电报,都要送到李德住处,由其批阅,然后再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根据来电的重要程度,一般问题自己处理,重大问题则提交军委或政治局讨论。
  伍修权回忆,加上李德自身为人专横,这使得其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同志本身。”
  会场上的“反报告”
  1935年1月15日,红军已在遵义休整了一个星期。这天晚饭后,中共二十位主要领导人齐聚在遵义旧城的一座二层小楼,酝酿已久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召开。
  这是一座私宅,原属当地军阀柏辉章。柏辉章后来被国民党政府委任为第102师师长。抗日战争期间,102师先后参加过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南昌保卫战、长沙会战等著名战役,伤亡惨重。
  1949年国民党败逃期间,柏辉章回到遵义,后率部起义。后来这位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统战对象,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红军行军极为迅速,一路下来,进驻某地时,一些国民党官员、大地主还没来得及逃走,因而获得大量补给。柏辉章离开了,留下了这座小楼。
  红军进入遵义,柏宅就成为红军司令部。周恩来和邓颖超,朱德和康克清,刘伯承、彭德怀、刘少奇都在此住宿。
  一路上密切交谈的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三人住在当地另一军阀易怀之的宅子里。而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在城边的一所房子里,显然这不仅是地理上的“靠边站”了。
  柏宅建造未久,又加之中西并具的风格,在当地算是奢华的。会议在二层的一个不大的房间举行。头顶一盏煤油灯,众人围着一张长条旧桌坐下。因为领导人白天要处理各种事务,会议只能放在晚上。
  曾担任张闻天秘书的国家问题和中共党史专家何方曾撰文说,毫无疑问,当时反对“左”倾中央和“左”倾军事路线的灵魂是毛泽东。但是他在中央势孤力单,掀不起一场有望解决问题的斗争,只能长时间保持沉默。所以张闻天、王稼祥从“左”倾中央分化出来极为重要。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站不到最前面的位置上来,只能推举在中央位居第二的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代表正确路线方面作“反报告”。
  接下来是毛泽东发言。他的发言很长,伍修权记得,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算是长篇大论了”。李德晚年回忆,毛泽东一反往日的习惯,作报告时手里拿着一份显然是经过详细拟定的讲稿。
  毛泽东的发言直指军事指挥问题,毫不留情地点名批评博古和李德,说李德只知道纸上谈兵。毛泽东用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反驳博古提出的敌强我弱的辩护,提出问题不是数量,而是战术,即“防守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李德看着一堆人接连发言――因为不懂中文,他确实只能看着这群批判他的人。另外,他能做的,就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翻译伍修权此时对这个“洋钦差”的态度也跃然面上,由于会议时间很长,越到后来,他的翻译就越简略。
  李德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自称没有表态,而伍修权则说他为自己及王明在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辩护。不过直到去世,他都坚持认为自己并没有犯错,并对毛泽东充满愤怒。
  但这已经无法影响事情的进展:随后的发言,几乎是一边倒向毛泽东和张闻天。唯一例外的是凯丰,这位年轻的领导人同样曾在莫斯科学习过。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书中写道,凯丰对毛泽东说:“你根本不懂马列主义。你只读过《孙子兵法》。”他承认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是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
  会议持续了3天,每天都从7点左右开始,一直到子夜才结束。博古、凯丰的辩护没起作用。此前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发言已是人心所向。
  会后,张闻天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基本延续了会议上他和毛泽东等人的发言内容。
  新的领导集体随后产生。
  “三人团”取消,军事指挥权交由朱德、周恩来,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不久后的几次会议中,毛泽东重新成为主要的军事指挥者。3月中旬,他与王稼祥、周恩来形成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任团长。这是战时中共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而在此前2月份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称总书记)。张本人在随后几年的岁月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民主作风使得党内的意见能够得到充分讨论,毛泽东曾多次称其为“明君”。
  在党史正本上,其后的一切胜利,无疑都在遵义会议上打下了基础:“这次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李林海荐自《�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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