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探索高承诺是认同 重塑社会认同与探索社会自我调适系统

来源:公文书信 发布时间:2019-04-10 点击:

  内容摘要 围绕“转型期社会认同的重塑”这个主题,通过对“社会认同的基础性领域、社会认同的结构性演变、社会认同建设的新思路”三个方面的初步探讨,希望提出一个观察和治理基础社会认同失序的新的路径,并试图从广度和深度上引发大家对“探索社会自我调适系统”的思考。
  关键词 社会认同 基础性领域 结构关系 社会自我调适系统
  作 者 李友梅,上海大学副校长、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0444)
  
  近年来,“社会认同”的话题在一些媒体、刊物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尽管所使用的“社会认同”在概念的界定上还比较宽泛,但仔细分析后可以发现,不少使用者均以不明言的方式借助“社会认同”来努力表达某种社会情绪和价值观念;也就是说,由于“社会认同”这个时常成为一些学术研究中讨论的重要概念,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社会成员对身份、主要制度安排、社会转型过程的认知和评判,甚至会使人由此预感到一种可以影响重大制度实践绩效的力量。因此,有必要通过对“社会认同”的基本构成和历史演化逻辑的系统分析,从组织和机制的层面为重塑转型期的社会认同提供认识上的支持。
  
  社会认同的基础性领域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社会认同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它是团体增强内聚力的价值基础。[1]现实中的社会认同有多种类型,它们作用于不同的社会领域,被不同的社会群体所利用,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结构形态。然而,无论社会认同有多少类别,也不管它们的结构形态是怎样的,它们最终都会指向对福利渗透、意义系统和社会组织的关注。换句话说,当人们对这3个方面的判断、认知、评估具有重要意义时,便促成了福利渗透、意义系统和社会组织对社会认同的基础性地位,或者说,这3个方面便构成了社会认同的基础性领域。
  福利渗透是指经济发展对相关公共领域的贡献程度,以及各阶层由此提升生活质量的程度;意义系统由象征符号构成,比如知识、道德、法律、归因机制和价值取向等,一般通过传媒、教育、人际互动等途径发挥作用;社会组织作为社会认同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它的功能在于向其成员灌输行动逻辑、塑造特定注意力分配结构以及营造组织文化。社会认同的这3个基础性领域虽然有各自的作用指向,但它们相互之间总是有一些关联。当然,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些关联是有差异的。
  比如在1949―1978年,福利渗透、意义系统和社会组织之间基本是高度匹配的。那时,社会成员间的相互依赖度很高,社会领域的建设得不到过多关注,社会认同以阶级认同为轴心,体现为人民对国家的总体性认同。而在改革前期,福利渗透、意义系统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匹配程度开始有所下降,使社会成员间紧密依赖的组织框架逐步被打破,社会领域的建设开始起步,社会认同在国家之外有了新的外延扩展。最近10年来,这3个方面的相互匹配度进一步下降,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依赖关系趋于弱化,社会领域的建设开始得到比较强有力的推动,社会认同的外延进一步扩展,不同群体对社会所持的认同常常会发生矛盾。
  
  社会认同的结构性演变
  
  如果用社会认同的3个基础性领域具体认知如上所述的结构性变化,那么我们说,在3个基础性领域高度匹配的时代,人们的社会生活行为被要求的是信奉共产主义理想、遵循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和集体主义的组织方式。但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认同的基础性领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迁。
  
  1. 福利渗透方式从相对均衡渗透到非均衡渗透
  改革的前10年中,尽管社会阶层结构逐步发生分化,但各个阶层对经济增长方式和改革成果的分享还是比较满意的。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出现了财富向一部分社会成员集中的现象,导致了社会阶层结构进一步分化;于是,一些社会阶层对过于强调扩大经济总量、以市场为主导的福利渗透方式的认同开始趋于分化。
  
  2. 意义系统的构成从价值取向一元化到多元化
  改革之前的30年,中国社会认同的意义系统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价值体系组成。改革之后,这种意义系统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运行发生了变化。比如,最近10多年来,一种新型的消费文化在市民生活中萌生,而这种文化具有政治淡化的倾向,使原有意义系统之上的社会认同受到了影响。[2]再如,当西方人文思潮影响下的相关讨论以及对改革进行的反思日益引起社会注意的时候,当传统的核心价值体系逐渐成为被对话的一方时,人们的价值取向已经开始多元化了,并影响着其对现实和未来境域的不同解释和预期。
  
  3. 组织社会的方式从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到双向互动的多维方式
  改革之前,对社会的组织起重要作用的是“人民公社制”与“单位制”,这两种组织制度体现了集体主义工作伦理、人身依附庇护关系、精益计划安排以及社会生活中的泛科层化管理这4个方面的高度结合。[3]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改革不断向纵深延展的情况下,组织社会的传统方式所依赖的政治社会条件日益退出,取而代之的是政府、企业、社团,以及使它们共同发挥作用的多元治理环境。
  基于对社会认同的3个基础性领域所罗列的上述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近30年的改革中,福利渗透、意义系统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匹配度是不断下降的。我们又可以区分两个阶段具体分析。首先,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发展”等核心话语所构造的意义系统,与整体逐步提升的福利渗透方式是大致匹配的。尽管这种意义系统内部对当时的主要社会组织方式的评判有时不能达成一致,但是由于争论所运用的话语和思想资源均出自同一个意义系统,所以在最低限度上的一致性还是能够维持的。同时,多种所有制的社会组织方式促使福利渗透趋于均衡,也就是说,福利渗透方式与社会组织结构之间趋于匹配。因此,在福利渗透、意义系统和社会组织之间相对比较匹配的情况下,基础社会认同尽管有所弱化,但对社会整合还是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的。然而,这种作用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又发生了许多变化。从宏观层面来看,由于产权改革的快速推进、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社会资源(包括权力、资本和知识等)在社会结构中的日益非均衡配置,以及网络化和全球化越来越多地波及人们的生活,出现了各社会阶层间的福利渗透失衡、社会组织结构复杂化和意义系统的多元化。也就是说,福利渗透、社会组织和意义系统之间开始出现了许多的不匹配,而这种不匹配无疑将导致基础社会认同难以为社会整合提供有力支持。
  
  社会认同与社会自我调适系统建设的新思路
  
  针对上述讨论的这些问题,当前国家已经开始了对重塑社会认同的思考,并采取了一些新的治理尝试,其主要也正体现在这3个社会认同的基础性领域之上。
  其一,提高社会中、低阶层对福利渗透方式的满意度。国家通过税收制度改革来缩小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通过优化和完善再分配体系来提升社会中、低阶层的社会保障水平。
  其二,构造涵盖面更广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共十五大以来,国家陆续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三个代表”、“构建和谐社会”等新的主流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不仅指出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思路,而且还关照到不同社会群体利益关系的协调,并包容了不同社会群体多方面的价值取向。
  其三,提倡完善的社会治理结构。国家通过提倡社区建设和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在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同时,逐步建立了由国家、社会、市场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结构。这使人们看到了政府从“经济建设型”向“经济建设型与公共服务型并重”的政府转变的实际努力。
  我们说,这些国家对社会的治理尝试,对构建新时期的基础社会认同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使福利渗透、意义系统、社会组织这3个方面回到有弹性的相互匹配的状态。然而,要真正实现这样的目标,还必须注意3个方面问题的解决。其一,要为国家所推行的社会治理手段之间的相互配合提供相应的条件。其二,要更新国家对社会治理所基于的传统的思维方式,超越自上而下的组织覆盖和制度安排的单一模式。其三,要通过一种更合理有序的方式,形成一些能够促使市场、社会中介组织、政府部门各尽所能的制度安排。
  笔者认为,如果人们能够进一步接受这些思路,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就可能会促成福利渗透、意义系统、社会组织更多地围绕“协调社会关系,构造社会生活新秩序”的目标而趋于相互匹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可能看到一个由政府、企业、社会中介组织相互作用并促成社会自我循环的良性系统。这个系统一定不同于仅仅满足于私人物品供给与生产的市场系统,也不同于注重公共物品供给的国家治理系统,我们称其为“社会自我调适系统”。
  在此,我们之所以继续引出“社会自我调适系统”的话题,是因为这个系统所涉及的问题,也正是如何围绕“协调社会关系,构造社会生活新秩序”重塑社会认同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还可以说,重视这个问题是因为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形势已经向我们提出了要求,需要进一步探索社会认同基础性领域的3个方面相互匹配的机制,以新的视野去考察政府、企业、社会中介组织这3种主体之间的协调关系。
  那么,首先需要讨论的是:作为社会认同基础性领域的福利渗透、意义系统、社会组织之间达成匹配的主要条件是什么。
  从某种角度看,这3个基础性领域之间的关系结构和互动机制与政府、企业、不同社会阶层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有很大的相关性。比如,在改革前期,政府、企业、不同社会阶层共同关注的重点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这个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水平的普遍提升;因此,作为当时的一种集体观念,经济高速增长以及这个增长带来的社会福利水平的普遍提升也就构成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于是也成为了这3个基础性领域相互匹配的主要条件。而当改革进入20世纪90年后期,这些社会认同形成的相应背景发生了重要变化:社会结构快速分化,各阶层间的利益关系趋于复杂化,社会成员间价值取向的差异性日益凸出。由此,人们发现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普遍提升不再是直接相关的,基础社会认同开始面临严峻挑战。其实,我们会发现,政府、企业、不同社会阶层这些主体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同一个了,因此,要重塑今天的社会认同,必须对能够促使社会福利渗透、意义系统、社会组织之间相互匹配的主要条件加以重新考虑。比如,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均衡机制、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制度化利益协调、社会生活新秩序的构造。
  其次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政府、企业和社会中介组织之间以何种关系模式去促使社会自我调适系统的建设。
  当我们围绕“协调社会关系,构造社会生活新秩序”,提出为福利渗透、意义系统和社会组织之间达成相互匹配创造条件时,这将会涉及到公共服务改革、市场规范运作、利益关系的调节、多次分配制度的完善、权力制衡的效率等问题,进而会需要政府机构、企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通力合作,发挥彼此的积极作用。或者说,这些机构和组织要在一种协商的、多主体的新框架下形成新的集体合作模式,以达成一种和谐共治的格局,为重塑转型期的社会认同提供具体层面的组织保证和机制支持。
  可以说,建设社会自我调适系统的过程,也是重塑转型期社会认同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有可能会发现建设社会自我调适系统的努力,还将有利于抵御经济发展风险,并为现代国家的综合建设提供必要的支持。
  
  参考文献:
  [1]H. Tajfel、J. C. Turner.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S.Worchel 、 W. G. Aust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Monterey,CA: Books-Cole,1986;安东尼•吉登斯,赵旭东、方文、王铭铭译.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丹尼尔•贝尔,赵一凡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2]王宁. 消费社会学――一个分析的视角.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3]路风. 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11);李猛、周飞舟、李康. 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8);华尔德. 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共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 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
  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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