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回忆,或卑微者的隐痛 阳光里晒干回忆

来源:公文书信 发布时间:2019-11-17 04:56:40 点击:

  在一篇访谈中,作家蔡东曾坦言“写小说是一次美妙的误入歧途,且很难迷途知返”。当今,写小说已然成为一项奢侈的爱好,“执迷不悟”的作者不在少数,但真正能够切入世道人心者并不多见,而蔡东便是其中之一。这位自2005年秋天“真正开始写作”的“80后”作家一路写来,断断续续只有屈指可数几个短篇,但每一篇小说都显示出不凡的功力,不禁令人赞叹、激赏与思索。
  一
  像所有年轻的作家一样,蔡东最初的小说往往写记忆中的人和事,写纯真的年华和刻骨的爱恋;与此同时,她也执着地描摹自己所置身的城市,探讨这个城市内在的生存逻辑,刻画匍匐在城市脚下艰难而卑微的灵魂。《嘿,天堂》(《人民文学》2006年第3期)便是一部以爱情小说的方式记叙城市生活的作品。从表面上看,小说关涉的是有些久远的“爱的纪念”,讲述主人公王果从J城(济南)到S城(深圳),寻找她异地恋的男友铁帅,进而竭力挽回即将逝去的爱情的故事。小说中被倾情书写的年少的纯情,或许有蔡东自己生活的影子。而故事的核心,与城市生活有关,揭示的是年轻一代在残酷现实秩序中的困顿与无助。故事中的深圳,一方面被人称为天堂,另一方面又是包含着巨大生存风险的残酷之地,这里显然不是纯真年轻人的理想居所。巨大的生存压力,早已让生活变得极为艰难,哪里还支撑得起名存实亡的爱情?因而两位多少还有些孩子气的年轻人,既无力面对现实的重压,也无法左右自己的爱情。因而现在看来,摧毁爱情根基的罪魁,与其说是聚少离多的异地恋,不如说是涉世不深的男女所共同面对的这个艰险无比的世界。
  综观蔡东的作品,她最擅长写的无疑是那些卑微的小城故事。在她笔下,小县城的沧桑与逼仄在旧城改造的浪潮中更加醒目,而那些平凡却不普通的故事,也于波澜不兴之中暗藏着生活的锐利诗意。
  众所周知,每一座小城基本都有一个被叫做“师专”的地方,那里麇集着一群与这个时代显得格格不入的知识者角色。那里的稳定与优越,也令它们在小县城“密匝匝、灰蒙蒙,缭绕着密密实实的人间烟火”之外,独守着一丝孤傲与圣洁。或许因为蔡东自身就是大学教师,她的小说常常设在小城的背景下,写的是师专教师等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角色。这些人物免不了有一些与世俗的气息不大相同的地方。比如《城南城北》(《辽河》2007年第1期)里的于曼便是一个研究古代文学的优雅女子,她“像个优秀的文艺晚会导演,能把节目安排得丰富多彩”。相形之下,来自城南的赵丽英则一切都显得平淡无奇,是个不折不扣的普通家庭妇女。小说就这样以泾渭分明的方式,将小城里分居南北两侧的两位女子奇妙地捏合到了一起。她们一个粗俗一个优雅,一个堪称小市民,一个则是地道的知识分子。然而,人群中出众的女子总会有些令人意料不到的结局。小说对于曼的遭际虽未明言,却分明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种种心痛。对于普通家庭妇女赵丽英来说,于曼的优雅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于曼懂生活、会生活的举止也让她自惭形秽,但于曼的婚姻却是如此一败涂地,而她在世俗的目光中不断退守的境遇也不禁令人扼腕,甚至令心直口快的赵丽英忍不住“拔刀相助”。当然,也正是赵丽英这次过于热心的帮助,却意外地加速了于曼最终的退离。
  自《城南城北》以后,蔡东的故事似乎总是和小城密切相关。她不厌其烦地讲述小城里的人与事,进而思索小城的全部意义。《吴女娇艳》(《中国作家》2007年第22期)的故事重点便是一对姐妹平淡无奇的小城生活。憨厚的妹妹苏春艳曾失足掉进小河,而在休养调理中不知不觉出落成其貌不扬的“胖妞”;相反,姐姐苏春娇虽然模样出众,却有着心高气傲、挑三拣四的毛病,最后姐妹俩都悲剧般地沦为“剩女”。整篇小说正是从“剩女”入手,将大量的笔墨落实在姐妹俩的婚恋问题上。当然,记忆中的人这些和事固然重要,而小说隐秘的重心则牢牢地锁定在沉闷无聊、缺乏新意的县城生活上。这几乎成为蔡东一贯的风格:无论是写人写情,写回忆还是写爱情,最后的关键无一不落实在对城市的书写之上。就像小说所言的,“小城有小城的方式、小城的节奏和小城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吴女娇艳”作为奇人轶事,便成了“啜苦咽甘”的小城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精神调剂。当然,时过境迁之后,城市早已不再是那个城市,它的沧桑与变迁注定令那些明亮而散淡的回忆因无所依附而随风飘散。
  二
  蔡东的小说总是不落俗套,你无法预知她下一刻将会写些什么,而小说的质地是细腻的情致和微妙的情感。对人对事,对待生活,对待小说,蔡东没有太多先入为主的东西,她的作品看似散漫、随意,没有明显的机巧和刻意的安排,但一切都自有其内在的韵致。《凌霄,凌霄》(《山花》2007年第3期)见证了优雅的邻家女子蜕变为训练有素的家庭主妇的过程。正如小说所记录的,“女孩如果婚前俗气一把,婚后就有资本扮成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如果婚前清高脱俗不思柴米油盐,婚后就会披头散发地指天骂地”。小说似乎处处紧扣世俗生活会消弭青春梦想的惯常主题,而终究荡涤了“新写实”的揶揄与讥讽,因而一切都显得极为自然。小说绝妙的地方在于,它是自一盒“从天而降”的网购票据切入的:“我拿出那个鞋盒子,翻看了一下里面的发票收据,我有意外的发现。像一把刀慢慢切入一个不透明的圆球,里面的内容一点点呈现出来。这决不是一堆废纸,它们无意间记载了凌霄的生活轨迹。这就是商品社会的好处,它用独特的形式记录人的生活。”犹如档案一般,网购票据记录了一个人或辉煌或暗淡的历史。而故事的最后,就像小说所指出的,“本来,我以为凌霄的生活是散乱的、无章可循的,有太多的意外和偶然”,但“我”也终究意识到,“谁的生活里都有逻辑和必然,就像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指纹和掌心”。因而,于“我”这个对年少的梦想依然念念不忘的小城男人而言,最令人心痛的莫过于,自己与凌霄之间的深情厚谊逐渐化作“无关痛痒的闲聊、只在往事中鲜活的伙伴和此时徒有虚名的友谊”。在此,无望的暗恋让人心痛不已;细细读来,在这微妙的情感背面,小说依然指向了城市本身。对那座记忆中的城市,蔡东在字里行间总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沧桑和颓败之感。因而《凌霄,凌霄》与其说是写给邻家女孩凌霄的,倒不如说是写给留州这座小县城的。正如凌霄这位梦幻般的邻家女子终会被居家俗事、鸡毛蒜皮锻造成世俗的中年妇女,直至从“我”的记忆中消失;同时,“我”对留州这座古老的县城也“主动患上了失忆症”,它“所有的痕迹都被抹掉了”。由此,小说正是将一位姑娘的变化与对“我”一座小城的记忆联系在一起,在行将逝去的“踪迹”中,摸索出年少时的一段梦想与刻骨的暗恋。这是记忆暗淡的过程,更是生长于斯的小城走向颓败没落的过程。   三
  女性写女性这种性别的优势在写作中自然具有更多细腻的情感体认和情绪发现,比如文珍、孙频等作家皆以女性作为第一主人公,但在她们的小说中,主人公多与作者本人年龄相仿,显示出某种具有自传性的叙事痕迹。然而蔡东的小说与此不同,她虽然也多写女性故事,但这里却是不折不扣的“由内而外”的生活发现。在此,正像评论者所指出的,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仅要善于讲述自己的故事,更要善于从对他者的观察中提取对生活与人性的反思。而蔡东的作品,正是“在不同年龄的人之中自由游走,毫无隔膜,可见她对人生有着深刻的洞察力与感受力”。蔡东笔下,不仅有《凌霄,凌霄》里的凌霄,《城南城北》里的于曼等年轻女子,更有《断指》(《芒种》2006年第5期)里的余建英,《无岸》里的柳萍,《往生》中的康萍等年届中年、甚至老年的女性人物;由此,小说不仅呈现了生活中难以照见的侧面,蔡东通过移情的方式所把握情感的微妙也着实令人惊叹。
  蔡东的文字似有一种从容笃定的力量,毫无渲染的笔墨,却总能敏锐地一击中的。她书写城市,思索城市空间加诸人的全部意义,进而讨论城市的变迁包含的时空飘零感,城市所展现的残酷的竞争性和丛林法则,以及城市中人际关系的刻薄与势利给人们的内心带来的无尽创痛。
  蔡东近期的小说在延续以往风格的基础上,有着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无岸》(《人民文学》2013年第3期)虽与早期作品《断指》一样,聚焦中年女性内心的隐痛,但到底还是滤去了《断根》流畅故事中包含的悲情与怜悯,转而略显繁复地呈现生活中无尽的琐碎与平庸。《无岸》讲述了中国式的生存经验和竞争法则,但弥漫在文本中的,更多则是中国式的中年心态,中年人的理想与创痛,以及无以名状的深沉绝望。作为大学里卑微的小教师,柳萍的人生充满了挫败。为了供女儿出国留学,夫妇俩不得不盘算着卖掉房子,因而被迫一改秉性,围着领导软磨硬泡,申请众人紧盯的单位周转房。为了完成这一几无可能完成的任务,夫妇俩在家里一遍遍地操练着“受辱训练”。这一系列故事都惊人地呈现了中年知识分子内心的贫困,面对生活重压的自卑与焦虑,以及弥漫其间的无力和屈辱,而传说中引以为傲的孤绝的高贵感终究被严酷的现实冲击得七零八落。
  这种卑微的小情绪,无疑会令人产生“活着就是逃难”的念想。细读《无岸》,小说中令人震惊的场景比比皆是,比如对女儿“少白头”的描述:“她的注意力集中在女儿的白头发上,一种衰败的灰白色,使得女儿的背影酷似老人。女儿猛然转过脸来,吓了她一跳,白发之下,年轻的面庞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怪异。”再比如,柳萍秘密前往康宁医院做精神病治疗时,在精神病院里望向对面的购物中心,望向那一间巨型精品店,那里居然“琳琅着最美、最高级、最上等的货色”。城市的景观如此错杂,奢侈繁华与精神分裂之间只有一线之隔,这是何等讽刺的场景?然而这也正是城市的秘密所在:“活在这城市,本身就是享受,活在这城市,本身就是侮辱。”物质主义时代的精神分裂,残酷的资金压力与沉重琐碎的日常生活的压抑,给人造成孤苦无靠的漂泊感,这或许便是小说题“无岸”的意义。
  在这样的时代,卑微的人群日益扩大,弱势感和无力感在社会里蔓延;由此安全感的丧失,迫使人们只能将残存的激情悉数投注到对财富永无止境的追逐上,内心徒留脆弱和无尽的惶恐。《无岸》的结尾尤其凄凉:
  他说:“我一直都在害怕。”她紧握他的手,说:“我也是。”
  他说:“我希望自己在精子阶段就被淘汰,我希望游向卵子的那个不是我……我要是没被生下来该有多好。”
  生活的残酷和尊严的丧失,让为生计所迫的人终究陷入无处可逃的窘迫,这也使得原本并不十分相爱的夫妻成了相濡以沫的伴侣,这种抱团取暖的温情中自有一股难言的悲凉。
  与《无岸》相似,《木兰辞》(《山花》2012年第11期)也将焦点锁定在小城的大学教师身上。陈江流是留州大学的教师。相较于妻子李燕的机敏世故,陈江流显得有些不识时务,因而迟迟不能晋升职称。为了改善生存处境,陈江流想尽一切办法,但都没能奏效。不得已,妻子李燕代“夫”征战,目标直指那位以优雅、“斯文、秀气、得趣”的吃相,令满座“文明人”深为折服的女子。殊不知,那个貌不惊人的邵琴,不过是苦心经营“优雅”形象的茶叶商兼民办学校招生办主任,她“于取悦、攀附、献媚、钻营之外独树一帜”,只为以“最小的人格牺牲换取最实在的收益”。正如刘凤阳的评论所说,在邵琴这里,优雅成为了一项可利用的资源,于是当真相揭开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迅速地由贪慕优雅、心生暧昧,奇迹般地蜕变为寻找资源以求改变。好在小说的最后,两个女人在彼此“明朗而贴心”的笑容里找到了共鸣,这里也体现出作者对人事幽暗的惊人洞察。〔1〕
  四
  蔡东不仅惯于通过记忆来诉说小城的变迁,她也善于执着思索城乡之间的故事。在她笔下,城市与乡村之间仿佛有着一段巨大的“间隙”,而蔡东就独自彷徨在这个“间隙”之中,仓皇而饶有意味地注视着城市和乡村所发生的一切。近二十年来,中国人总是顽强地穿梭在城乡之间,由乡村到城市,又从城市返回乡村;城市是寻梦的地方,而乡村则既是生命的起点,又是它最后的归宿。在这种城乡流动中,不同的伦理规范必定产生尖锐的冲突,个体的生命状态处于不断的调整,内在的创伤与不适感也由此而来。在此情形下,如何通过文学这种抚慰方式,形成对个体生存状态别有意味的言说,使无法安顿的内心获得稍许的平安,便成为文学这种城乡流动所造成的情感波动的最大意义。
  《福地》(《民治·新城市文学》2012年第4期)讲述的是进城者返乡的故事,这与不久前王祥夫的小说《归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小说一开头便是主人公傅源的噩梦:“窄窄的竹床上摆放着冰凉干硬的身体,他的魂魄立在竹床旁,焦灼地望着肉身,往哪里埋呢?”小说以此清楚地表明“返乡者”无家可归的精神境况,这也使得紧随其后的堂叔葬礼多少有了一些寓言的意味。在此,关于乡村和家园的想象,以及内心深处无可告慰的灵魂,连同乡村和城市的复杂情感便交织在一起,通过一次还乡之旅惊人地呈现了出来。   就像小说所表现的,“每次往深处想,他就感到一种彻底的虚空,他从来都未属于水城,并且,他也渐渐不属于傅屯了”。因而对于无数返乡的进城者来说,他们似乎只能永远地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局促而落寞,彷徨于无地。同时,等待他们的“葬礼”也早已没有了叶落归根的安详与诗意。曾经,“葬礼”和“祖坟”共同参与了跟土地和传统习俗息息相关的生命记忆,“老坟地让我知道我从哪里来,走了,老坟地让我知道我往哪里去”。它将久远的过往和无垠的未来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因而是人们不可割舍的情感纽结。然而,小说最后的出殡仪式,连同那段与哭丧相关的滑稽插曲,终究带有了一丝挽歌意味。与此同时,它也提示人们城市生活的麻木无趣:那是一种无根的生活,一种精神的流浪。而悲剧性的命运在于,乡村的传统与习俗,那些淳朴和诗意,以及生活的坚实质地,都将会渐渐消失。而小说最后的定格,那座“碑林沉寂”的“墓园”,则无疑给了人们无限思索的空间。
  五
  蔡东的作品一再展示人的理想如何萎缩,尊严如何丧尽,颜面如何不存,也揭示出人生的千疮百孔而终究百折不挠的悲壮。《往生》(《人民文学》2012年第6期)是一篇广受赞誉的小说,它的情节异常简单:年过60岁的康莲在本应安享晚年的年纪却不得不去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公公。她仍未退休的老公依然在外奔波、养家糊口,而弟弟、弟媳一家则不断推脱赡养父亲的责任,于是所有的辛劳都顺理成章地落在了康莲的身上。她抱怨过,生气过,但最终还是毅然扛起了这份重担,以至于最终因劳累而突发心脏病死去。花甲儿媳照料罹患老年痴呆的耄耋公公,这样的题材,与作者常写的小城故事和知识分子生活相比,是题材比较特别的一幕。小说细腻的笔触直切人物复杂的内心,生命的晦暗在刹那间被照亮。
  读者细细读来,还是能够察觉这篇小说与作者既往故事的连续性:相对于在深圳生活的女儿,康莲的留守留州,依然呈现出都市与县城参差对照的艺术格局。小城逼仄的生活对于年迈的康莲来说一成不变。而“往生”这个标题也包含着丰富的含义,它原本是指人死后,精神前往极乐世界、达到生的另外一层境界;或者说,人的肉身死了,但人的精神和灵魂实际上又在另外一个世界获得了永生。这看似是一部讴歌普通人“平凡中的伟大”的作品,但其实是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对受屈辱者的悲苦无奈的细致刻画,因而此处的“永生”(或“往生”)便具有了别样的意义。它泛指生活重压之下的一切普通人,他们孤立无援的境地,“生又何欢,死又何哀”的卑微处境,也包括他们在互助中的善意、互相体恤与自我牺牲。小说最后,康萍心脏病突发、“往生”的一刻令人动容,“她的身体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盈,像是,到家了。她闭上双眼,悲喜交加,万籁俱寂”。逃亡的凶险和解脱的欣快,使得永远的寂静成了生活最后的恩惠。
  这便是蔡东的写作,这里不仅有细腻坚实的生活质地,也有她倾其所有投注的种种情感。对人与城的思索,对善与美的追求,以及对更大范围内的生存困境的追问,这些共同构筑了她充满魅力的文学世界。这个博大世界的建构还远未终结,一切都充满着无限的可能,让人翘首以待。
  注释:
  〔1〕刘凤阳:《蔡东〈木兰辞〉:当优雅成为资源》,http://www.chinawriter.com.cn/bk/2013-01-16/671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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