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 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了【基辛格:三十八年过去】

来源:好词好句 发布时间:2019-01-12 点击:

  专家支持 阎学通 梅山 袁明      当年正是在关键时刻   表现出智慧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时,用这样的诗句回顾了他在秋收起义后38年的革命生涯。与以往相比,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诗作显得更富战斗精神。这固然是国内形势的折射,他本人也正是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重要推动力;也是他在明显感觉到外部形势压力时的反应。他的性格是,压力越大,就越富战斗激情。
  此时,中国的外部环境的确相当严峻。建国初期,新中国参与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但是5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关系出现裂痕,60年代前期双方展开激烈论战,思想上的分歧进而导致国家关系紧张。在毛泽东写下这首词的前一年即1964年的10月14日,苏联更换了领导人。两天之后,中国成为有核国家,这无疑增强了中国捍卫自己国家利益的信心。中国希望苏联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改弦更张,但失望地发现他决心走赫鲁晓夫的老路。几年之后的1969年,双方竟在边界地区爆发武装冲突。
  在中国南部边界之外,美国轰炸机正向越南领土投放成千上万吨的炸弹,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已直接登陆越南南方,发动“局部战争”。美国在印度支那发动的战争直接威胁着中国。自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成了中国的头号敌人,上世纪50年代双方在朝鲜半岛拼死厮杀,美国通过与相关国家以及台湾国民党政权的一系列条约,在中国东部南部的海域之外构筑了一条威胁中国的同盟链条。发动印度支那战争,更是美国防范所谓共产主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重要步骤,而中国对越南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支持,这就等于中美又在越南战场进行了一场较量。中国在南北两条边境腹背受敌。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深切地感到了压力。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教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正是珍宝岛冲突以后,中国下决心与美国改善关系。这与身陷美苏对抗和越战泥潭窘境的尼克松要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想法不谋而合。
  基辛格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表现出出众的智慧。阎学通说,应该说,当年美国改善中美关系,起决定作用的是尼克松本人。作为总统,没有他的决定,对华关系无法改善。但促使他下决心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正是基辛格。基辛格最核心的作用,是让尼克松明白了与中国改善关系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当时中美还在越南战场进行着较量,怎能和战场上的敌人改善关系?正是基辛格在这一点上说服了尼克松。他向尼克松讲的道理就是:从战略角度出发,美国最主要的压力来自苏联。减少苏联压力是美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而中国能够阻挡苏联向太平洋和印度洋扩张带来的压力。与中国改善关系,能够极大减轻来自苏联的压力,改善美国的国际环境,美国在与苏联争夺世界霸主地位的胜算就会大大增加。
  所以,基辛格的核心作用是让尼克松认识到中美改善关系的意义。阎学通说,很多人把基辛格1971年的秘密访华看得很重要,其实秘密访问只是个过程,这个任务其他人也能完成。他说,据说尼克松在更早前就在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在1968年美国已经有意与中国改善关系。1969年中苏珍宝岛战役之后中国也下决心与美国改善关系。所以才有了这个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是基辛格让尼克松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从此,尼克松和基辛格这两个名字深深印在中国人的心中。尼克松下台后,中国人一直没有失去对他的尊敬,他已在1994年去世,但中国媒体现在还常常提起他。至于基辛格,研究国际问题的中国学者直到现在依然重视他对国际事务的见解,甚至许多省级官员到美国访问,也仍以拜会基辛格为荣。
  
  离开了政界,
  但没有脱离外交和国际事务
  
  在相继担任共和党的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后,1978年民主党人卡特上台担任美国总统后,基辛格退出政界。他利用自己在美国各界和国际上的人脉和影响,于1983年在纽约成立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咨询公司――基辛格事务所(Kissinger Associates)。长期在基辛格事务所供职的梅山先生对本刊介绍说,在美国,同类咨询公司很多,但基辛格事务所一直做得比较好,就是因为他有丰富的经验,又能够同时与许多国家的政界保持联系,有独特的信息来源。
  现任励德爱思唯尔中国集团董事长的梅山,从1986年起曾长期与基辛格共事。他介绍说,这个事务所主要为那些在全球都有利益的大型跨国公司提供服务,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中长期的战略咨询,即对世界相关地区形势发展趋势的看法;当相关地区出现问题,如形势紧张、政局动荡、发生战争等时,对公司短期长期商业利益有什么影响,应如何处理这种紧急情况;再有就是在一些具体项目上对公司提供帮助。这个事务所网罗了不少有影响的政府退休官员,共和党民主党的都有,如两度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斯考克罗夫特,曾任老布什政府国务卿的伊格尔伯格,曾任驻华大使、克林顿政府助理国务卿的芮效俭,还有伊拉克战争后担任驻伊拉克最高文职行政长官的布雷默。也有一些金融界或其他领域有能力有影响的人士。
  基辛格从来没有完全脱离政界、脱离外交和国际事务。他一直担任着相当于政府顾问的角色。梅山说,他现在还每月去华盛顿,与切尼或小布什交流意见。政府也愿意听取他们这些人在外交等方面,特别是中国问题上的意见。有时小布什也会打电话给基辛格,就某些问题征求他的意见,其他一些政府政要在涉及例如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时也会到基辛格事务所来咨询。除中国外,基辛格也常来往于世界各地,参加重要的国际会议或者会见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梅山说,他自己感触最深的就是,基辛格对国际事务非常了解。他一直给《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写关于国际问题的专栏,涉及的问题非常多。他也愿意在国际事务上不断有所贡献,发表看法,施加影响,这是他的爱好。
  
  他现在的作用,
  还是在关键时刻显现
  
  阎学通说,基辛格在退休后对中美关系的作用应该说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不管中美关系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和摩擦,基辛格始终坚持他在上世纪70年代就形成的基本判断,即中美战略关系的改善有助于全球战略稳定,有助于美国的世界地位。基辛格这次来华,与阎学通等中国学者举行了小规模座谈。阎学通说,他自己近年先后三次与基辛格进行学术座谈,感到他仍然关心的是中美怎样进行战略合作,因为他认为,中美只要合作,世界就是和平和稳定的。基辛格与尼克松有一个基本共识,中国的强大是不可阻挡的。尼克松下台后就说过,20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大国。80年代末尼克松又说,20年后就是中国讨论是否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的时候了。所以他们考虑的不是具体的事务,而是长远的问题。阎学通说,中美发生摩擦时,基辛格总是建议减少摩擦、促进合作。在中美没有摩擦时,往往看不出他的作用;而在中美矛盾尖锐、对立严重时,他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基辛格关心的是,当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时向世界推出的理念是什么,在世界上推行的模式是什么,促进世界向什么方向改变。阎学通教授说,在这次座谈中基辛格就说,我最多还能活十年,我关心十年后会怎么样。
  与基辛格交往多年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袁明对本刊说,她深感基辛格对国际风云变幻具有超乎常人的洞察力,她认为这首先来自他个人在国际事务中丰富和深入的参与和实践,同时他又是一位能将实践与理论结合的大家,他的理论不是空谈,很平实,但有历史哲学的高度。袁明举例说,有一次她和基辛格讨论美国外交中的单边主义,基辛格这样评论:这和美国只有200多年的历史有关,美国对世界事务其实是没有多少经验的,对亚洲事务更没有经验。他还说,中国地处亚洲地缘的核心部位,邻国很多,在历史上与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邻国成功交往,应该说中国很善于搞多边,美国要向中国学习。
  
  “我想听听你们所思考的”
  
  袁明教授还是全国政协委员、联合国基金会中国董事。她对本刊说,与同代人甚至更年轻的人相比,基辛格对中国的了解是公认的,是一位“中国通”,并且与几代中国领导人都是朋友。袁明说,她一直记得基辛格在十多年前告诉过她的一段故事。他说,第一次到中国访问,接触最多的是周恩来总理,从内心最佩服的也是周恩来总理。到1974年前后的又一次访华时,他已经听说周恩来总理患病的消息。他当时想,一定要送周恩来一件礼品表示敬意。飞机在夏威夷停留过夜,他们住在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个私人庄园。他和助手一间间屋子看,最后看到有一个中国式的花瓶,觉得周恩来一定会喜欢,就将这个“文物”抱到中国来了。袁明当时跟他开玩笑说:“您不是‘偷’了一件‘文物’吗?”他说:“不能算‘偷’,洛克菲勒家族肯定会同意的。他们同中国的关系太深了。”言词间显出一种孩童般的调皮。袁明说,这个细节故事让她印象深刻。她经常感到,人的感情和思想不一定体现在刻意安排的讲话里,细节才往往真实反映事情的核心。
  说到细节,袁明、阎学通和梅山在与基辛格的接触中,都有许多妙趣横生的发现。阎学通说,基辛格现在已经85岁,但思维依然清楚、敏捷,对问题的反应逻辑性依然很强,喜欢宏观性地讨论问题。他话不多,句子很短,回答任何问题都会在15句话内讲清自己的看法,不是自己特别有兴趣、特别有想法、特别有疑问的问题,不发言。
  梅山说,基辛格事务所虽然“生意兴隆”,但他却不愿在经营上花费太多精力,所以事务所始终保持较小规模,但他自己只要人在纽约,就会一直呆在事务所里,常常早晨8点钟就到事务所上班,过去这常让年轻的工作人员感到紧张,但是现在他们这种感觉却不那么明显了,因为他们发现基辛格年纪越大,就越多了许多人情味。梅山说,人老了,就更顾家了,现在基辛格有机会就经常回康涅迪格州的家里,享受天伦之乐。基辛格有一儿一女,还有孙子孙女,今年他准备带着儿孙来北京看奥运会。梅山说,以前很少听基辛格谈论家庭子孙,现在他却常常说起家人。他到中国时总在想,中国的什么地方适合他带孙子孙女去参观,什么地方能够培养起孩子们对中国的感情。去年底,北京大学的许智宏校长托梅山带信,请基辛格2008年8月份来北京参加奥运会前夕在北大举行的“冠军论坛”。基辛格立刻给袁明来信说,不但要亲自来,还要把儿子、孙子带来。
  如今的基辛格,对年轻人充满期待。袁明说,2000年她在美国访问时,基辛格向她提出了“特别要求”,说:“我以前访问中国,总是见中国领导人。我和几代中国领导人都是好朋友。不过,我也想见见你的学生,我需要认识一批年轻朋友。”此后基辛格访问中国的日程中,总会有与中国知识界、尤其是与中国大学生见面与交谈的安排。在2005年他与北大学生的一次座谈中,他以这样的一段话开始:“我想听听你们所思考的,你们所烦心的,你们所喜欢的……。”阎学通和梅山也都谈到,基辛格非常关心中国年轻人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据说他目前还没有得到特别满意的答案。
  基辛格的中国情结,当然归根到底还是来自于上世纪70年代他亲身参与的那段历史。年事渐高、想把对中国的感情传给孙辈的基辛格,自己对中国的感情似乎也更加细腻、深入。梅山还谈到几个细节:近几次基辛格来中国时,总想体会一下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他说,自己来中国总是出入高级饭店和各种宴会,现在希望自己花钱到北京街头的普通餐馆吃顿饭。梅山回忆说,上一次他们领他到永安里附近的“那家小馆”,基辛格吃得很满意,但是餐馆老板认出了他,执意不收钱,梅山对老板说,你们就让他自己付一次钱吧……基辛格这次来华,在一个晚上去了什刹海的“孔乙己”,饭馆的环境虽然不太好,但基辛格挺满意,说这才是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1970年9月,尼克松首次对美国《时代》周刊表示“如果我在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要到中国去”。同年12月,中国意味深长地在《人民日报》发表该年国庆活动中毛泽东与斯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这样才有了次年的“乒乓外交”和基辛格传奇般的秘密访问,才有了中美发展关系的历程。从那时到现在,又是“三十八年过去”。又是“弹指一挥间”。中美关系已与当时不可同日而语,基辛格也从48岁的壮年,变成了85岁的老人。37年间,基辛格到访中国约50次,这样的访问频率大概是任何外国政要不能比拟的。今年2月,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他再次来华,借此机会,我们对基辛格做了一次采访,此后又采访了阎学通、梅山和袁明。以上是记者对几个采访的综合,后文是对基辛格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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