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脸的东瀛白衣天使|e路东瀛

来源:教学反思 发布时间:2019-01-12 点击:

  日色��      李兆忠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副研究员      凌叔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负有盛名的女作家,由于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其“日本通”的一面几为遮蔽。中国现代史上精通日本的人,如周作人、戴季陶、郭沫若、郁达夫等,几乎都是男性。在这种背景下,凌叔华不能不显得很“另类”,然而,作为一名女性知识精英,她笔下的日本景观却有一种男性日本通们无法企及的神韵。
  凌叔华对日本温婉而犀利的眼光在短篇小说《异国》中有充分的演绎,小说描写日本白衣天使的“变脸”故事。一名叫蕙的中国少女因流感住进京都的一家教会医院,在那里得到看护小姐精心的护理和无微不至的关爱,鲜花、微笑、问候、祝福终日伴随,使她如沐春风中。日本国民性中向来为人称道的“人情美”,在这里有淋漓尽致的表现。然而,一份中日争端的“号外”,划出两副迥然不同的面孔,东瀛白衣天使露出令人恐怖的另一面,粉碎了中国少女的美好想象,使她从温暖的人情的天堂,一下子坠入冷酷的地狱。
  由于这场变脸发生于西方教会的背景,事情就格外耐人寻味。众所周知,基督教是一种超越国界、种族、地域的宗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样一种具有普世精神的宗教到了日本后,发生了异化。小说中,温柔可爱的东洋白衣天使动不动就向上帝祈祷,甚至还为正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祈祷“和平”,做得煞有介事的。然而,区区一份“号外”,就让她们现了原形,足以引人深思。日本原是个单一民族的岛国,岛国的文化风土,无法产生普世的宗教思想,具有普世精神的宗教思想传到岛国,却会发生异化。正如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指出的那样:作为日本国民性基本特征的集团性,本身不具备超越的内涵;对于日本人,集团之上不存在另一种绝对的、超越的力量,诸如西方的上帝、印度的佛、儒家的仁,因此,个人无法脱离集团而存在,在这种条件下,它必然表现为一种极端的排他性。
  高度发达的“人情美”与不可救药的“岛国根性”,构成了日本民族性貌似对立实则互补的两个方面,前者带来一个纯朴浪漫、风情万种的世界,后者造就一个量小气窄、尚武好斗的国度,两者互为表里,紧密纠缠,因此,恰到好处地把握这种“菊”与“刀”的互动关系,就成为解读日本的关键。正是在这一点上,凌淑华显出过人之处,日本文化所包含的那种暧昧不清的二重性,被她拿捏得如此妥贴,天衣无缝,实在令人惊叹。作者先用五分之四的篇幅,写尽东瀛白衣天使种种可爱可人之处,为她们露峥嵘作了最佳铺垫,然后笔墨荡开,形势急转直下,似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传神的白描,不动声色的对比,先扬后抑、欲擒故纵的手法,将东瀛丽人的性格和盘托出。
  从文化趣味上讲,凌叔华无疑是个亲日派,花季时代曾在风景如画的东瀛京都住过两年,用她自己的话来说,“那时的印象完全充满童话式的天真美梦”。凌叔华这样回忆樱花时节的京都――
  黄昏时各处灯笼点亮了,京都便从人间升进仙境了。游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穿着比蝴蝶更艳丽的和装,散在有樱花的各处。
  我们步行的一群人由一小径步行到一座古木围绕的大寺。这时又亮又圆的月儿已升到中天了。日本式的木屋,多为奇松修竹所点缀的,此时正浸在夜雾里。在远处是一层浅似一层蜿蜒的山峦,也浸在月光里――它们看着似乎是透明的,有时却又象是在清澈的湖心看到的倒影。
  在山道上,不时有和服的日本人走向寺院去。另一面却看到那有名的三条大桥载着几个人影浮在月光里。远远的房屋、树木、河堤,缥缥渺渺的象是日本的水墨画笔描写的一般。我看迷了,我想我看到大画师北斋的意境了。虽然那时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
  童年的这种记忆,奠定了凌叔华对日本的美好印象,使她对日本的审美文化保持着终身的喜爱。然而,这种喜爱并没有淹没她的理性,名门士绅家庭的教养,留欧精英文化圈的熏陶,加上心性的中庸平衡,使她对日本保持着冷静的眼光与理解的批判。《异国》中的“号外”事涉1928年举世震惊的济南惨案(日本称“济南事变”),其时凌叔华正随丈夫陈西滢旅居东京考察艺术,亲眼目睹了日本举国上下的爱国狂热。然而到《异国》发表,已是五年之后。这期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升级,对凌叔华的刺激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凌叔华并没有像当时一些“抗日文学”作品那样,出于强烈的民族情感而将日本人妖魔化、漫画化,而是恪守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深刻的理性,融于洗练的感觉,不动声色的描写,使日本人的庐山真面目,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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