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不葬中山陵:中山陵葬了些什么人

来源:教学反思 发布时间:2019-02-25 点击:

  在南京中山陵的附葬诸墓中, 廖仲恺与其夫人何香凝的合葬墓, 面积不大,但风格卓异,引人遐思。   廖仲恺遇刺中弹身亡于1925年 8月20日上午,距孙中山辞世还不到 6个月,时年48岁;当时他的夫人何 香凝46岁(长宋庆龄14岁)。47年 之后,1972年9月1日,何病逝于北 京。依照她“生同寝,死同穴”的遗 愿,灵柩运往南京与廖仲恺合葬。
  廖仲恺夫妇都是最早的同盟会 会员,是中山先生最亲密的战友和 助手。据记载,中山先生弥留之际, 曾亲嘱何香凝:
  “我死后,请善视孙夫人……”
  听到肯定的回答后,孙中山握 住何的手:
  “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
  共同的遭遇、经历和事业,使宋 庆龄与何香凝的“命运如此紧密地 交织在一起”,其关系无论公私都非 同一般。何的子女从小就尊称宋为 “叔婆”或用英语称之为“安娣”。
  何香凝逝世9年之后,宋庆龄病 逝于北京。在逝世前半个月,她被授 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名誉主席称 号。有人猜测,她是否会与何香凝一 样合葬中山陵?
  出乎猜测者的预料,她的遗体 火化的第二天,骨灰就用专机运往 上海,安葬于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园。
  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尊重她生前 的嘱托、安排。
  在她逝世前3个月,被她一直尊 称为“李姐”、16岁就到她身边帮助 料理家务达53年之久的李燕娥因病 逝世。宋庆龄嘱咐李的骨灰与她的 骨灰要葬在一起。在她为此给私人 秘书的书面指示中,…‘画了一个草 图,标明李姐和她自己墓碑的位置 应在她父母合葬墓的左右等距,都 平放在地上”。
  宋庆龄为什么没有提出与孙中山 合葬或附葬于中山陵?廖承志在《我 的吊唁》一文中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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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一生地位崇高,但她从未想过 身后作什么特殊安排,台湾有些人 说,她可能埋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 陵。她想也不曾想过这些。中山陵的 建造构思,她不曾参与过半句,也不 愿中山陵因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 想现在为此花费国家、人民的钱财。
  廖承志的解释并没有引用宋庆龄 的原话。
  看来,个性娴静、内敛,思想却 绝不封闭、肤浅的宋庆龄,给研究者 们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谜。
  宋庆龄把她身后的安葬看成“私 人的事情”,安排与她的父母及家人、 与终身为她服务的“李姐”葬在一 处,符合她的思想和性格的逻辑,是 可以理解的。
  不过从世俗的眼光看,将逝的生 命渴望回归本原,渴望“落叶归根”, 也是“圣人弗禁”的常理常情。北方 有句俗话,女儿是母亲的“贴身小棉 袄”。宋庆龄怀着某种歉疚之情依恋 双亲,尤其是她的母亲。已年过80 时,她在一封私人信函中回忆自己22 岁时在上海不辞而别(据爱泼斯坦 考证,她只是“偷偷地溜出了屋子”, 不存在“阳台加梯子”那种浪漫故 事),投奔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并举行 女昏字L:
  我的父母看了我留下的告别信后,就乘下一班轮船赶到日本来,想劝我离开丈夫,跟他们回去。
  我母亲哭着,正患肝病的父亲 劝着……
  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一一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
  1931年7月23日,宋庆龄母亲病逝于青岛,流寓柏林的宋庆龄立即启程回国。在火车上,当她听一位亲戚讲述她母亲患病及去世的经过时,十分悲痛,“几乎哭泣了整整一夜……”
  1949年,当“政治弥留”之际的 国民党当权派出于一望即知的目的, 竭力宣扬孙中山早巳与之离婚的前 夫人卢慕贞才是惟一的、真正的孙 夫人时,传闻说宋庆龄表示:“他们 可以说我不是孙夫人,但没有人能 否认我是父母亲的女儿。”爱泼斯坦 分析说:“这可能是最早透露出她的 一种想法,这种想法使她在病危时 提出同她父母葬在一处的要求。”
  对宋庆龄刺激最深的还是“文革” 破四旧时,上海的红卫兵“砸烂”了 她双亲在万国公墓的墓地,“推倒石 碑,把墓中骸骨挖掘出来,实行‘暴 尸”’。《宋庆龄传记》述:“墓地遭破 坏的照片从上海寄到北京时,宋庆龄 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 支持不住而痛哭起来。廖梦醒把这些 照片送给周恩来,周下令上海市有关 部门立即将宋墓修复,并在竣工后拍 了照片寄给宋庆龄。但并没有全部照 原样修复。原来的墓碑上列着所有6 个子女的名字,而新墓碑上只有宋庆 龄一人。……‘文化大革命’告终之 后,又重新换了墓碑,完全复原。”
  宋庆龄生命历程的最后两三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又一个最有希望的年代。1979年2月,她在写给一位美国友人的信中说:
  民主和法制开始占上风并显示 出来……最近举行的党的三中全会 是一大胜利。
  身处最高层的这位沧桑老者,即 使乘风破浪之际,也难免对前程的 波诡云谲不无隐忧甚至有某种焦虑。 在同一封信中,她对现实社会的一 些制度性弊端直言不讳:
  除非我们改善目前的干部委派 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们为 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将告失败!
  任何集体的利益都必须允许有个人的自由和选择。
  也许濒危之际的宋庆龄感慨于自己的爱侣和导师的身后命运,以归葬家族墓园的至嘱,含蓄又确定无疑地表示了自己对民族性痼疾的决绝乃至警示?
  (陈贤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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