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幼儿文学作品活动的形式与意义 [试论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叛逆”]

来源:入党申请书 发布时间:2019-03-26 点击:

  【摘要】谢天振教授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肯定了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他认为“没有创造性叛逆,也就没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创造性叛逆并不为文学翻译所特有,它实际上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本文主要论述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叛逆”问题。
  【关键词】文学作品;翻译;叛逆
  
  以原著为中心的传统译论认为,翻译只是一种从原语到译语之间的简单语言转换,译者在这个过程中只是充当模仿者的角色。翻译的过程是译者阅读、理解、再现原作的过程。译者要竭力理解原作者的创作意图,力求再现原著的艺术风格,任何搀杂个人喜好和风格的行为都被视为对“忠实性原则”的严重违背。然而,翻译实际上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思维和心理过程,它包括了对原文信息接受、诠释和加工创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其实充当了三种角色:读者、诠释者和作者。译者在完成语言层面上的转换的同时,更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传达原文的审美意蕴和语言风格。
  
  一、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原因
  
  1、文本自身的性质隐藏着创造性叛逆的必然
  接受美学认为,“作品之所以成为作品,并作为一部作品存在下去,其原因就在于作品需要解释,需要在多义中‘工作’”。文本本身的意义是不确定或不充实的,在接触接受者之前,它只是一堆虚构的符号构造,留下一定的空隙、空虚与空白给读者,让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和联想,进行语义间的联系和意义选择,得以生成文本的意义。正是文本自身的这种性质允许读者解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而潜在地隐藏着读者创造性叛逆的必然。
  2、任何作品的翻译和传播都是顺应时代要求,都有其历史的特殊性和局限性
  翻译受到特定时代的文学观念、审美情趣、欣赏习惯和接受程度的制约。主张“信、达、雅”的严复所译《天演论》就是一个典型的创造性叛逆的译例。在当时列强横行、民族危亡的中国,严复的翻译有着明确的目的性。他在原书的选择上极其审慎,从亚当斯密的《原富》到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等,每一本都是代表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或主导意识形态的经典之作;而且每本书的译介对当时中国现实境况都有鲜明的针对性。他没有认同《天演论》原作者赫胥黎对斯宾塞的批驳,转而信奉斯宾塞的观点,向国民传播被他融合的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思想。具体到翻译操作,严复只是将赫胥黎全集第九册绪论和本论二篇翻译成中文的《天演论》,语言上则采用了能吸引当时的士大夫们的汉以前的古雅体,并采用多处加注的方式展开详尽的解释。正是这样的创造性叛逆,使得译作产生了严复本人也始料未及的持续而重大的影响。
  3、从译者的角度看,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目的也受到所处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译者所处的文化范式、审美标准、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译者的个人认知能力、审美情趣、个性特征等都给译作打上了“再创造”的烙印,译本不可避免地带有译者的主观色彩。由于译者的世界观、立场、以及对所译作家、作品的态度的不同,其译作的效果也会不同。译者既是原作的读者,又是译作的创造者。林纾从事翻译的年代,正值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也是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时代。他的翻译与特定的历史情境以及在这种特定历史情境中做出的文化选择有极为密切的关联。林纾不懂外文,但通过和口译者的合作及创造性叛逆,包括归化、删节和增补原作,他的译文放射出独特的光彩,以至于精通英文的钱钟书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因为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英文文笔高明得多。林纾现象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向我们揭示了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4、读者的“期待视野”决定了其对作品的取舍与选择
  接受美学中的概念“期待视野”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接受者由于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生活风俗和知识结构,从而使他们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或称为“文化先结构”。这种文化先结构决定了读者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取舍标准,以及阅读中的选择与重点。同一时代会有许多读者群,不同的读者群又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或文化先结构。读者对文本的解读中总会带有主观的成分,对异质文化中的文学作品的“误读”和创造性叛逆就成为必然。
  5、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实际上也是一种翻译与再创造
  读者的创造性叛逆主要受读者“体验”的影响,正如鲁迅所说,“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不同而有变化”。读者的体验应包括个体体验和社会体验。
  个体体验是指个体读者特有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个人阅历、文化程度等方面,读者往往根据自己的综合知识体系对译文加以解读,进行创造性叛逆。不同读者对同一译作的解读是不同的,正所谓“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同是一部《红楼梦》,有人听到了封建社会的丧钟,有人看到了宝黛的深情,有人悟到了曹雪芹的良苦用心,也有人只津津乐道于故事本身。
  
  二、“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上的价值性
  
  传统翻译理论强调译者要忠实于原作,译者被放在次要和配角地位。传统翻译理论强调了“忠实性原则”而忽略了所谓“叛逆”译作的文学与历史价值;强调了原作和原作者而忽视了译者的主体性。创造性叛逆则肯定了译者的创造性,提升了译者的主体地位。译者是创造性叛逆者的提法使译者获得了与读者与原著者平等对话的权利,将译者置于了翻译活动最中心的位置。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独特的追求目标,大胆地对原作进行创造性叛逆,不仅可以传原作之神韵,有些还能更胜一筹。如波德莱尔用法语翻译爱伦・坡的诗,人们觉得波德莱尔的译作比爱伦・坡的原诗更为出色。再如,把“The Bridge of Madison County”(麦迪逊县的桥)译为《廊桥遗梦》,把 OliverTwist(奥利佛・特维斯特)译为《雾都孤儿》,把“Waterloon Bridge”(滑铁卢桥)译为《魂断蓝桥》等,均不失原义且极富创造性。这是译者在文学翻译中以自己的创造才能去接近、再现、超越原作的主观努力所取得的艺术成功。
  创造性叛逆具有特别的研究价值,还因为它鲜明集中地反映了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所受到的阻滞、碰撞、误解、扭曲等问题,充分体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时代特征和不同文化特质。译语文化本身会对原语文本进行创造性叛逆。
  
  三、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肯定了译者的创造性价值
  
  如果说,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这一命题的提出,肯定了译者的创造性价值,提升了译者的地位,为我们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澄清了一些长期困扰翻译界的问题,也是对传统翻译观反思的结果。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创造性叛逆”是基于创造性之上的叛逆,“创造性”是对“叛逆”的限定,是这一命题提出的价值所在。提倡“创造性叛逆”绝对不是提倡任意性和随意性,不是对误译、滥译、乱译、杜撰的怂恿;同时,我们必须清楚,传统翻译理论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对翻译的性质、标准和技巧研究有许多真知灼见,需要弘扬。现代翻译理论着眼于文化层面上的翻译并不是对语言层面翻译的否定,而是在其基础上的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心洁, 王琼. 翻译与创造性介绍[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7(5).
  [2]杨春花. 对创造性叛逆的几点思考[J]. 玉溪师范学院学报, 2006(2).
  [3]许钧. 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 中国翻译, 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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