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荟婕说汪峰器大活好_汪峰,越活越激进

来源:审计报告 发布时间:2019-01-22 点击:

  心态“愤青”这个词,当年几乎是“70后”的专用名词。但时光流逝,今天有的还是老“愤青”,有的却变得平和稳健。“奔四”的人,生气次数越来越少,不会为小事面红耳赤,不会为恶意中伤生气,深刻的思想用平静的方式表达。
  
  “我曾在许多的夜晚失眠,倒在城市梦幻的空间,倒在自我虚设的洞里,倒在疯狂的边缘失眠……”1997年,当摇滚歌手汪峰率领他的“鲍家街43号”乐队唱出《晚安北京》时,许多和他同时代,处在变革期,内心充满困惑、愤怒和向往的年轻人,都在歌里找到了共鸣。
  生于1971年的汪峰,身上一直有着典型的“70后”标签――“愤青”。他的音乐、表达,似乎总能让人们从中找到生活的影子,找到那个时代的印痕,找到内心隐藏的情怀。
  当年那个长发飘扬的摇滚青年,如今已剪去长发。靠在一家咖啡厅的沙发上,汪峰仰望天花板,闭目深思。回想自己的20岁到40岁,汪峰感慨道:“20岁的时候,什么烟都抽;30岁,只抽别人认为好的烟;到了40岁,就只抽自己认为好的烟……这就是我的变化。”
  在随后的两个小时里,他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着他近10年来的音乐之路,也试图以此寻找“70后”这一代人的心理烙印。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把我捆住无法挣脱;这谜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我重伤;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汪峰作品《飞得更高》)
  2004年,汪峰的歌曲《飞得更高》,让大众听到了一个成熟男人的心声,而不再是刚出道时,那个一无所有、呐喊的“愤青”。汪峰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觉得对世界的表述可以有很多方法,但最重要的,是要有生活。只有最质朴的东西,才最深入骨髓。
  环球人物杂志:《飞得更高》激励了很多人,当时你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很意气风发吗?
  汪峰:我从来没有想过创作是为了激励别人,这些歌都是给自己写的,激励自己会更好。任何一个好作品的创作初衷,不能有很强的目的性、功利性,否则写不出好作品。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已经迈过了而立之年,但还没有成家,感情也不稳定。生活貌似平静,但其实也挺郁闷的。对于周边的环境和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依然觉得挺失望,各种情绪汇集,就写了这首歌。
  环球人物杂志:歌词里说“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你“要的幸福”是什么?
  汪峰:不同年龄理解的幸福是不一样的。20多岁时,有很多梦想,假想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像崔健那样,我的歌能让别人跟着唱,很多人会因为我的歌受到启发,觉得震撼,那简直是太牛的一件事儿了。那时候没钱,也不会想到奔驰什么的。30岁,突然觉得幸福就是能有一个完整的家,事业也满意。而到了现在,当我从北京到洛杉矶,下了飞机抽根烟,这对我来说就是幸福了。
  环球人物杂志:那时你30多岁,还觉得生活“锋利如刀”?
  汪峰:是的。那时我感觉自己更有棱角了,比原来更成熟。
  环球人物杂志:棱角指什么?
  汪峰:就是态度更鲜明,更明确,不犹豫,更会直接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我在事业上是一个非常追求完美的人,对许多认定的事情比较坚持,但我不认为这是顽固。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70后”都觉得被岁月磨平了棱角,你为什么相反?
  汪峰:的确,70年代出生的人,就是承上启下。70年代以前的人,经历了历史的痛苦和沉重,我们只经历了一点点,而80年代出生的人基本上没有经历,所以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最容易中庸。中庸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常态,但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就意味着灭亡。当时和我一起做摇滚的人,八九成都转了行,为什么?我觉得就是他们忘记了生活本身最质朴的东西,自己给自己设了不该有的条条框框。如果中国很多创作者能突破自己在心态上的困境,好作品会比现在多得多。但我理解,在世俗生活当中,不被磨去棱角,就无法生活。
  当然我们这一代人也有优势,可以学习前人,又可以借鉴后来者。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汪峰作品《春天里》)
  2009年,汪峰用自省式的回忆唱出了对生命的忧虑。他大胆地用喑哑而绝望的声音,营造出和万物复苏的春天的巨大反差,听起来充满了震撼,也充分体现了那时候“70后”一代人的心态,其中透出的难得的真诚和勇气,尤为让人感动。
  环球人物杂志:《春天里》听起来比你之前的大部分作品,情绪都更饱满、激烈,这是你当时心态的反映吗?
  汪峰:这首歌从表面看更生活更具体了,但从根基上说更理性和冷静。这首歌写了3天,当时想写一首回忆的歌,概括我的少年时代,写歌时想到这么多年的感受,过程很难熬,又不可能每个年代说一遍,最终写成了这个。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想到写“信仰”和“老无所依”?
  汪峰:那时世纪交替,人们的情绪整体不稳定,我当时心中也是充满了矛盾。 “信仰”和“老无所依”这两个主题,应该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思考和忧虑吧。这个作品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批判性更强。
  环球人物杂志:这种批判性,是来源于你对生活更有体会了吗?
  汪峰:当时生活状态很平静了,但平静才让作品更有爆发力。因为心能够沉下来了,不再浮躁。我们平时也会看到一些搞艺术的人,活跃在各个场所。我自认为人的精力和能量是有限的,如果分散了注意力,作品就会打折扣。我做不到这一点。没有演出的日子,就是在家写歌听歌、上网,生活变得更简单。
  环球人物杂志:平静的生活会使创作不再有激情吗?
  汪峰:外人看来,当你拥有了车子、房子和家以后,生活就不苦了,没有刺激点了,但在我看来,这是比较低级的创作者的心态。激情的燃烧点太浅薄了。难道只有苦难才能激发你创作?我非常敬佩约翰・列侬,他直到死之前发的唱片,仍是他整个音乐生涯中最激进、最有态度的。艺术创作最终考验的,是艺术家的人格力量和丰富的人生体验。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我该如何存在?(汪峰作品《存在》)
  2011年11月,汪峰发行了他的第十一张创作大碟,今年40岁的他创作欲有增无减,专辑是从他今年写的约80首新歌中筛选出来的。开篇曲《存在》用了一连串的排比――这位已到不惑之年的歌手,还在疑惑于怎样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存在”方式吗?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在40岁的时候,开始思考“存在”?
  汪峰:我觉得摇滚乐本身就是要去探讨和揭示他所处的时代。我现在开始思考,在社会巨变的迷惘中,如何辨别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它不同于简单的生存与生活,更多在于内心的归属感。
  当下这个时代缺乏信仰,我们每个人都回避存在的形式,特别的虚。当一个人羞于去思考、探讨“存在”的时候,已经表明这个人或这个群体是虚无的,没有自信心的,并且布满问题。而且我觉得,人到了40岁这个年龄段,应该更强大。
  环球人物杂志:你说的也就是“70后”这个年龄段的人吧?你觉得该如何表现得更强大?
  汪峰:现在,大部分人都没有安全感,甚至看不到未来。处在中间阶段的人,尤其如此。人们开始变得自私,因为不得不自私。我的歌里面有无奈,有愤怒,有疑问,我就是想至少能提醒你,该怎么活着。苟活也是活,有远大目标去奋斗也是活,关键是有没有去想。
  环球人物杂志:你已经有了孩子。丈夫、父亲这些角色,对“70后”的人来说是不是挺沉重的?
  汪峰:我现在体会到,爱是比家庭、亲情更重要的基石。人的困境就是你明知道,但是还是会经历,还是会干许多愚蠢的事情才能成长。我还不知道我应该当什么样的父亲,但我现在能为女儿做的,是在生活中坚持几个原则:不许撒谎,尊敬长辈,不能贪小便宜,不能有攀比心,不拿别人东西,除此之外我都不管,让她尽量快乐地去玩。
  环球人物杂志:到了40岁,你的生活态度有没有什么变化?
  汪峰:我在18到23岁之间,看了很多哲学和宗教类的书,那时候可能只懂10%,40岁时突然就懂得更多了。现在我反而只看杂志、报纸和上网看新闻。其实所有的东西里都有精华,最糟粕的东西里也有精华,拒绝它们,等于是自己关上了所有的窗。你的心要强大,装下所有东西,然后进行过滤,成为一个强大的过滤器。
  环球人物杂志:有调查说,40岁的人生气次数越来越少,不再那么执拗,你是这样吗?
  汪峰:(笑)很显然你知道答案了,这个可能适用于大部分人,但不适用于我。我反而觉得年龄会让你有更透彻的认识,更尖锐的视觉和更准确的表达。当然,你十几年前遇到事情会和人打架,现在不会,呵呵,我认为这是体力问题(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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