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讲演三题_刘庆邦

来源:实习报告 发布时间:2019-11-27 05:06:21 点击:

  走在回家的路上   ——在第二届中法文学论坛上的讲稿   我没有去过法国,这似乎并不影响我与法国的作家朋友在文学创作方面交换看法。我的双脚虽没有在法国的物质世界有过半刻停留,而我的心灵却在法国人所创造的精神世界里进行过多次漫游,有时甚至流连忘返。法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名冠全球的大作家,他们的名字如他们的作品一样永垂不朽。我粗略回忆了一下,我至少熟读过司汤达的《红与黑》、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小仲马的《茶花女》、左拉的《萌芽》、莫泊桑的《羊脂球》、都德的《最后一课》等等。这些作品让我得到艺术的享受,情感的滋养,眼界的拓展。在我的想象里,作品中的人物已经没有了国界的概念,他们像我的朋友一样,一直生活在我的阅读记忆里,只要我还活着,他们就会陪伴着我,我对他们心怀感激。
  我高兴地看到,新一代法国作家朋友,带着你们的新书,微笑着向我们走来。我张开双臂,热诚地欢迎你们,对你们行拥抱之礼。你们的书我可能还没有读过,这不要紧,我相信会有机会读到。我们这次聚谈之后,我读你们的书,愿望会更强烈,读起来也会感到亲切一些。
  我的作品翻译成法文并在法国出版的也有几篇,比如中篇小说《神木》的单行本,还有短篇小说《过年》《灾变》《秋风秋水》等。不管法国的作家朋友看没看到过这些小说,我都为我的小说能在法国出版感到荣幸。有的法国作家朋友也许看到过由我的小说《神木》改编成的电影《盲井》,但小说归小说,电影归电影,小说和电影是两码事。
  如果把小说和影视的关系作为一个议题,也是可以说一说的,今天就不多说了。这次中法文学论坛的题目有好几个,我选择的题目是《文学·家庭·社会》。在这一组相互关联的词语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家庭。回顾自己的阅读经验和将近四十年的创作实践,我以为相比文学和社会而言,家庭的重要作用应处于源头或核心的位置。每个人的生命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家庭中人,或是从家庭里走出来的人,无不打上家庭的烙印。我们继承的基因是家庭的遗传基因,我们受到的教育首先是家庭文化的教育。肯定是先有了男人和女人,有了男女结合组成的家,有了源远流长的家文化,然后才有了文学。放在社会里来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元。社会最广泛的组织形式是家庭,不是什么党派。社会最重要的组织不是国家,而是家庭。用西方哲学家马克思的话说:“家庭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在家庭的体现,它反映了家庭成员在共同生活中结成的一定的政治经济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有健康的小社会,才会有健康的大社会。社会的毁灭从家庭的毁灭开始,社会的重建必须从家庭的重建开始。
  既然家庭与文学及社会的关系如此紧密,既然如同风绕不开树一样,文学也绕不开家庭,一些作家就以家庭为切入点和生发点,建立了自己的文学体系。我国最著名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就是从一个贾姓大家族的家庭生活写起,以一帮年轻人青春时期的爱情为主要线索,上至皇家,下至平民,并涉及到利益共同体中的薛家、王家、史家其他三大家族,一步一步接近了文学的本质,最终构建成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文学世界。巴金的长篇小说干脆以《家》命名,通过一家三个兄弟间不同性格、不同追求和不同命运的冲突,叙述了新旧思想的碰撞和较量;以一个封建大家庭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概括了中国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那一段历史。还有古今中外的大量文学作品、戏剧作品,都是以家庭作为舞台,展开情节和细节,上演着形形色色的人间活剧。家庭虽小,对于文学来说,却是得天独厚、大有作为的好地方。
  家庭以血缘为特征,以亲情为纽带,我们的安全感、宁静感、幸福感,多是从家庭里得来的。我们在外边跑累了,只有回到家里才能安静下来,得到休息。我们在外边受了委屈,只有回到家见到亲人,眼泪才会尽情涌流,才会得到抚慰。我们在外边受了伤也是一样,往往会选择躲在家里擦干血迹,再投入新的生活。我曾听一个作家朋友讲,在夏天最热的时候,他一回到家,就把衣服全部脱掉,脱得一丝不挂,光着身子在屋里走来走去。他儿子说他是个野蛮人。他辩解说,那不叫野蛮,那叫自由。出门在外,他必须穿上衣服,戴上面具,只有回到家里才能享受充分的自由。这从另一方面使我们认识到,相对封闭的家庭也是一个隐秘的地方,许多秘密的事情都是在家庭帷幔的遮蔽下发生。我们通常说秘密发生在黑夜里,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有的家庭比最黑暗的黑夜还要黑。我们只有轻轻撩开家庭帷幔的一角,才有可能探寻到赤裸的人性和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故事。在那些故事里,我们看到人世间最深刻的爱,同时也有可能看到最深刻的恨。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里一开头就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相似的肤浅的幸福历来不是文学关注的对象,文学所关注的恰恰是那些迥异的深刻的不幸。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搏杀常常让我们惊心动魄,目瞪口呆。还有一个战场就是发生在家庭内部。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战争虽然没有硝烟弥漫,尸陈遍野,有时却更能触及人类的灵魂。因为发生在家庭以外战场上的战争是肉体与肉体的搏斗,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战争才是灵魂与灵魂的厮杀。
  当然,也有的文艺制品打着革命的旗号,故意与家庭拉开距离,甚至是反家庭的。我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谓八个样板戏,戏中的人物,特别是英雄人物,几乎都是独来独往,没什么家庭背景。好像一和家庭沾上边儿,就有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情调,革命就不彻底。其中只有一部《红灯记》涉及到了家庭,在那个家庭里,爹不是亲爹,奶奶也不是亲奶奶,是一个拼凑起来的伪家庭。
  话说到这里,该说一说我自己的家庭了。母亲与我父亲结婚时,抗日战争还在进行。我母亲的家乡被日军占领了,而父亲作为冯玉祥部下的一个下级军官,正在母亲的家乡进行抗日。母亲为了寻求保护,也是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袭扰,就嫁给了比她大十六岁的我的父亲。母亲和父亲生有六个孩子,三女三男。父亲于1960年去世时,母亲三十六岁,我才九岁。我们兄弟姐妹尚未成年,父亲就撒手而去,把六个孩子都留给了母亲。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我母亲所承受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生产队为了让我母亲多出工,多挣工分,就让我母亲跟男劳力一块儿干活儿。是困顿生活的逼使,把身体并不强壮的母亲变成了一个男劳动力。和泥脱坯,摇耧撒种,犁地耙地,挖河筑堤,凡是男人干的活儿,我母亲都要干。初春,队里的麦草不够牲口吃,母亲要下到冰冷的河水里,为牲口捞水草。在大雪飘飘的冬季,妇女们都不出工了,在家里围着火盆做针线活儿。我的母亲还要冒着凛冽的寒风,和男劳力一起用大抬筐往麦子地里抬雪。母亲和男劳力干的是一样的活儿,拿的却是最低的工分。我们家分到的粮食总是很少。那时我最大的愿望是每天都能有点儿东西吃,不敢求吃饱,只求不被饿死。村里的小伙伴们在一起也夸海口,谈理想。我记得一个小伙伴最大的理想是:我要是当了毛主席那么大的官儿,天天吃白馍蘸蒜。我吃过多种野草,多种树叶,还吃过榆树皮和柿树皮。我饿得变成了细脖子,细腿,鼓起的肚皮薄得像一层纸。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难免成为我创作的素材,我的长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就是以这段生活为线索写成的。不仅是这部小说,我的多篇小说都有家庭生活的影子,也有我个人经历的影子。家庭生活留给我的记忆最深刻,给我的情感财富也最多。   我甚至突发奇想,觉得每一篇小说都像一个家,它紧密的人物关系,自然的情节结构,饱满的情感元素以及日常生活的趣味,都与家有类似的地方。我们从家里出来,再回到家里去,写每一篇小说的过程都是走在回家的路上。
  家庭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生命的体验,同时给了我们写作的素材,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家庭对写作者的塑造力,一个写作者人格的形成,主要来自家庭的塑造。而作者的人格对作者的写作是决定性的,有什么样的人格就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还有,我们的写作需要有持久的情感动力的推动,这个情感动力也主要是来自家庭,来自家庭里的亲人。
  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在全世界范围内,家庭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几世同堂、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几乎没有了,家庭单位越来越小,家庭成员越来越少。不少年轻人为了摆脱家庭的约束,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不愿意结婚成家,有的年轻人就是组建了家庭,却不愿意要孩子。更让人感到惊异的是,2008年秋天我去加拿大,听说那里有的家庭是同性恋者组成的。显然,那样的家庭已不是原始意义和自然意义上的家庭,而是一种异化的家庭。那样的家庭不可能实现人口的再生产,不再担负繁衍生命的使命。这些有关家庭的新课题,值得我们写作者关注和探究。
  关于家,在汉语的语境里还有一种解释,它是一种衡量事物的尺度,也是一种标准。比如我们称赞一个人的小说写得好,就说他写得很到家。再比如我们评价一个人讲话到位,就说这话算是让他说到家了。我今天的发言不知离到家还有多远,请大家批评。
  我们所继承的主要是审美趣味
  ——在2011年中意文学论坛上的讲稿
  这次论坛的议题有多个,我所选择的议题是“古典文学的继承与当代文学的繁荣”。实在说来,这个议题对我来说有些大。中国、意大利以及全世界的文学典籍汗牛充栋,而我所读到的古典文学书籍恐怕连九牛一毛都不到。一个读书不多的人,面对这个宏大的议题,我一时无从下口。想来想去,请允许我先讲一个比较感性的故事。
  我小的时候,由祖父负责看管。我祖父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民,却喜欢穿长衫,留胡须,崇尚斯文。祖父有一个始终如一的爱好,是听故事。他不识字怎么办呢?就把别人的书借来,请我们村识字的老先生念给他听。老先生念得咿咿唔唔,摇头晃脑。祖父听得眼睛微眯,十分沉醉。我那时刚学会走路,急于用腿感知一切,在祖父怀里老也不老实。老先生一开念,我就挣着身子,要往外跑。祖父对他的孙子是负有责任的,我要是脱离了他的看管,万一掉进屋后的水塘里就不好了。所以祖父紧紧搂着我,绝不让我脱离他的怀抱。祖父不能给我提供任何玩具,只有把我的手拿在他的胡子上,让我给他捋胡子。我一边玩祖父的胡子,一边听老先生念书。老先生念的是什么,我根本听不懂,听着听着,像听催眠曲一样,我就睡着了。这给我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以后到学校上学时,老师一念课文,我就条件反射似的打瞌睡。为此我曾挨了不少老师的粉笔头。祖父临去世前,提出的惟一要求,是把他的藏书放进棺材里,供他作枕头用。在帮助母亲整理祖父为数不多的藏书时,我才知道祖父的藏书有《三国演义》《水浒传》《三侠五义》《七侠五义》之类。
  我讲这个祖父和我的故事是想说明,古典文学作为一种文明成果和文化遗产,不是我们想不想接受的问题,而是我们不想接受也得接受的问题。像祖父这样强制性、无意识地把古典文学作品灌输给我的情况,也许不多见。更多的情况是,在不知不觉间,潜移默化中,古典文学的东西就跑到我们的脑子里来了。我们不仅知道了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情节和细节,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信仰、世界观、价值观等,也多是从古典文学中得来的。可以说,这一切构成了我们的文化基因,形成了我们的文化性格。不管搞多少次文化运动,也不管进行何等规模的文化革命,这些基本的东西都难以改变。
  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谁都得承认自己是华夏子孙。同样,作为一个中国的写作者,谁都不得不承认自己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关系。古典文学是源,是本,有了对古典文学的学习和继承,后来的文学创作才会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中国著名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其作者曹雪芹显然是继承了中国诗学的审美趣味以及受到《金瓶梅》《西厢记》等作品的影响,才创作而成的。《红楼梦》里有不少意味深长的诗词,在那些诗词里,我们每每可以读到唐诗宋词的韵致。曹雪芹对《西厢记》肯定是赞赏的,他不仅让具有自由精神的林黛玉和贾宝玉都爱读《西厢记》,还借黛玉之口,称赞《西厢记》“曲词警人,余香满口”。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判断,在继承了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才诞生了伟大的《红楼梦》。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孔子在《论语》里说过:“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理解,我以为孔子所说的温故,就是广泛地阅读典籍,复习所学的知识,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而知新,是在温故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思索,获得新的领悟,开始新的创作。
  接下来的问题是,古典文学作品浩如烟海,我们应从中继承一些什么。我们不可能全盘继承,只能有选择地继承。我个人的体会是,我们从古典文学所继承的不是结构故事的方法,不是叙事的技巧,不是语言的风格,也不是什么知识。一句话,我们继承的不是实的东西,而是虚的东西。这个虚的东西就是审美趣味。不管是古典文学还是当代文学,其创作过程都是一种审美过程。而每个作者的审美趣味是不同的,确有高级趣味、中级趣味和低级趣味之分。作者是这样,读者也是这样。从人的本性中的生物性来讲,读者比较容易接受低级趣味的东西。当代读物市场上,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之所以大行其道,不是别的原因,主要是人们的低级审美趣味在作祟。严格来说,那些低级趣味的东西不能算是文学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起码应该超越人的生物性,达到精神和灵魂性的层面。经过时间的反复淘洗,凡是保留下来并流传不衰的经典作品,都是有着极高品位的作品,都是高雅的作品。比如李白、白居易的诗,苏东坡、李清照的词,还有曹雪芹的小说,他们的作品无疑都有着极深远的境界和极高雅的审美趣味,都有着超凡脱俗的精神在里头。我们反复吟诵着他们的作品,久而久之,我们的审美趣味也会提高。一旦我们的审美趣味提高了,就会对低级趣味的东西产生排斥感和免疫力。审美趣味也是眼界,我们眼界提高以后,就不会再降下来,将终生受益。事情果真如此的话,我想我们就算得到了古典文学的精髓。   对中国以外的古典文学作品的学习和继承,我想得较多的是杂交这个词。野草与小麦杂交而产生的小麦新品种,不仅可以抗倒伏,抗病虫害,还可以大幅度提高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稻米产量的成倍增长,也是水稻杂交的功劳。近年来中国的粮食之所以持续增产,中国人之所以不再饿肚子,与广泛推广农作物杂交技术是分不开的。自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频频杂交,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这次意大利与中国举行的文学论坛,也是一次两国作家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过程。通过这样的交流,我希望能催生新的更优秀的作品。
  我知道我是谁
  ——在中原作家群论坛上的讲稿
  本届论坛的议题是“坚守与突破”,这个议题很好,有着宽广的讨论余地。让我为难的是这个论坛的论字,因理论功底浅陋,一碰到需要开论的地方我心里就有些打鼓。我习惯了只说自己感到的东西,一开口愿意联系自身的实际。联系的结果,我觉得自己没什么可说的,真的,我在坚守和突破两方面做得都不好。
  先说坚守。以我老家的房子为例。母亲病重住院时,我家的房子地基下沉,墙体开裂,母亲很不放心。母亲说,等她一走,祖上传下来的房子就保不住了。我和弟弟决定,把老家的房子重新翻盖一遍,把起脊易损的瓦房盖成了坚固的四间平房。我还一再向母亲承诺,以后我每年都会回老家的房子里看一看。我一般是在春天的清明节前和秋天的农历十月一日之后回去,夏天和冬天很少回去。可怕的是那些极具侵略性的野草,趁我们家无人看守,它们每年夏天都在院子里汹涌地疯长。有一种蹿上跳下的涩拉秧,甚至把门前的石榴树都缠绕覆盖住了。我先是把看房子的任务托付给嫁在邻村的妹妹。每年夏天,过一段时间,我就要给妹妹打一个电话,让她把院子里的野草薅一薅。我老家的村庄叫刘楼,妹妹每次回到刘楼我家的院子里,都会薅出好几抱各种各样的野草。后来,我妹夫在城里买了房子,妹妹随妹夫到城里去了,妹妹不能再替我薅院子里的野草。我只好把薅草的事托给我大姐。大姐的儿子在城里开诊所,为了帮儿子照看孩子,今年秋后,大姐也到城里去了。我还有一个二姐,二姐的婆家在邻省的安徽,离我们的老家远一些。加上二姐的女儿正在浙江读研究生,二姐的女儿生下孩子刚刚满月,就完全交给二姐喂养。就算我给二姐打电话,二姐也分身无术,无暇他顾。这次开完会后,我打算顺便回老家看看。不难想象,当我推开我家院子的大门时,出现在我眼前的一定是遍地荒草、层层枯叶、让人伤怀的景象。我敢说,若是我母亲还活着,她一定会把我们家的房子和院子守护得好好的。母亲不在了,老家的一切就变成了现在这个荒芜样子。
  当然,我明白,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坚守不是房子和院子意义上的,是文学意义上的。文学意义的坚守,坚守的应该是一种理想,一种信念,一种信仰,一种文化传统,或者是一句诺言。这就是说,我们讨论的坚守不是物质层面上的,而是精神乃至灵魂层面上的。那么,我刚才说的关于房子的话是不是跑题了呢?好像并没有。社会的变化,科技的发展,人口的迁徙,财富的流转和积累,环境的污染以及土壤成分的化学化,等等,的确给我们的精神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我们伤悲,我们焦虑,我们左顾右盼,神色犹疑,如同我们守不住自己的物质家园,好像连精神家园也快要找不到了。在强大的物质主义时代,作家对精神家园的坚守,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严峻的考验。对这一点,我们每一位写作者都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这次讨论无疑对坚守是一个强调,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次响亮的提醒。
  再说突破。以我们村的苇子为例。在大约三十年前,我们村的苇子长得特别旺盛,被村里人说成是我们村的好风水。当年为防土匪,我们村子四周都挖有护村坑,坑的水边和岸上都自发生有苇子。春来时,紫红的芦芽纷纷射出,像一根根箭镞,直指天空。到了夏天,成了阵势的苇子黑苍苍的,树林一样遮住了村庄。长鞭似的芦根在地下蔓延,芦芽的突破能力非常强劲。如果待发的芦芽上面有一块砂礓,长出的芦芽会刺穿砂礓,并把砂礓托举起来。芦根若是延长到人们居住的屋子里,芦芽会从床下的硬地里钻出来,乍一看往往会以为是一条挺起颈部的蛇。后来,或许是为了挖坑泥积肥,或许是为了修大寨田,我们村的苇根都被挖了出来,白色的苇根变成了锅底的柴火。从那以后,我们村子苇子就败了,所谓好风水再也无处寻觅。
  我们村的苇子给我的启示是,任何突破必须有一个基础,必须有一个根。根植大地,吸收了足够的能量,才有可能突破。如果刨去了根,突破就无从谈起,就是一句空话。苇子给我的另一个启示是,任何突破都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向上,向上。我们立足的是大地,仰望的是天空,突破的方向也是天空。我们从实的地方出发,向虚的地方突破。这些年来,回顾自己的创作,我意识到影响自己突破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务虚的能力不够,没有很好地处理小说创作中实与虚的关系,小说写得太实,不够空灵、飞扬、飘逸、悠远和深邃。有时我悲观地想,也许这一辈子也写不出让自己满意的小说了。
  有人说我低调,我能听出话里面的善意。可实在说来,这正是我的局限,是无可奈何的事。你本来就不是一个高人,你给自己定的调子只能是低调。如果我唱起高调来,那就不是我了。好在我知道我是谁。
  我是谁呢?我是我母亲的儿子。母亲虽然不在人世好几年了,但我相信母亲的在天之灵还一直在高空注视着我。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宗教,我的一言一行必须经得起和对得起母亲的注视。我是我妻子的丈夫。几十年相随相守,我和妻子的缘分是今生今世最大的缘分,我有责任使妻子得到安宁和幸福。我是我女儿和儿子的父亲。他们接过了我的遗传基因,将使我的生命得到延续,我对他们感恩。过去我们只强调子女要对父母感恩,我认为父母也要对子女感恩,感恩之情是双向的。我还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知道人活着就得干活儿,只有干活儿才有饭吃,才快乐。我没有过多的希求,希望干活儿的能力保持得长一些,多出一些活儿。
  刘庆邦: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等七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等三十余部。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哑炮》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俄、德、意等外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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