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伐战争中“党内合作”与工农运动的再认识_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有什么关系

来源:思想汇报 发布时间:2019-04-14 点击:

  内容提要在纪念北伐战争80周年之际,我们要澄清两个问题:一是“党内合作”;二是“左”的工农运动掩盖了右倾。这二者都与共产国际有关。   关键词北伐战争 党内合作 工农运动 “左”倾 共产国际
  作者郭绪印,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200334)
  
  北伐战争推进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程,对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然而,在纪念北伐战争80周年之际,笔者感到有必要澄清这段历史中的两个疑问:一是有关“党内合作”的形式;二是有关北伐后期的工农运动。这二者都与共产国际有关。
  
  一、实行“党内合作”是孙中山和共产国际双方的意愿,但以后形势变化,应及时改为党外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的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形式,孙中山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成。这种党内合作的形式是与孙中山的革命实践分不开的。1911年6月,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总结以往革命经验教训、尤其是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时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致公党与同盟会未能配合好。于是他要求同盟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致公党,实行“党内合作”。如此一来,效果显著,洪门筹饷局积极筹备了巨款支援国内的武装起义。
  孙中山根据同盟会与致公党党内合作的实践经验,要求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1]孙中山向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这一问题时,马林欣然同意。马林于1916年前后,在印尼领导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前身),以该联盟成员加入伊斯兰教联盟实行“盟内合作”,根据这一成功经验,马林认为孙中山的主张是合适的。马林参加过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讨论,领会了列宁提出的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并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2]的基本精神。马林还认为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不久,而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有几十年历史并有相当社会影响的较大的政党,其组织松散,便于共产党利用它的社会影响开展工作。可见,当时决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与孙马双方革命活动的经验有关。
  共产国际当时重视国民党的力量与作用,轻视共产党的力量与作用,认为只有大力支援国民党开展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才有利于苏俄政权的稳定。然而,当时中共的多数干部难以接受“党内合作”的形式,陈独秀于1922年4月6日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维经斯基(魏金斯基)的信中竭力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主要理由是认为两党的宗旨、政策“太不相容”,甚至认为倘加入国民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的机会”[3]。但不久,在杭州西湖会议上,马林向中共一些主要领导人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坚决主张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4]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属下的一个组织(或称一个支部),二者的关系是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中国共产党的各项重大方针、政策,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才能执行。因此,当时中国共产党多数干部虽不愿接受“党内合作”形式,也只得组织服从。国民党方面也有不少人反对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但孙中山态度坚决,不少国民党人在服从领袖孙中山的权威的前提下,只好暂时沉默。
  革命实践证明了在两党实行“党内合作”后的相当阶段中,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两党组织也同时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两党合作成为北伐战争胜利的保障,仅在半年之内,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指冯玉祥部国民革命军)。
  当孙中山健在时,这种“党内合作”形式能够靠孙中山的权威维系着,但当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后,尽管有临终前立下的遗嘱,要求国民党遵守政纲性的“一大”宣言,然而一纸遗嘱代替不了领袖生前的权威。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紧锣密鼓地活动开来,“辛亥革命俱乐部”、“孙文主义学会”、“西山会议派”、“戴季陶主义”陆续出现,公开打出了企图将共产党“驱逐”出国民党的旗帜。
  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又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监。仅过两个月,蒋介石即发动了“中山舰事件”;又过两个月,蒋介石迫使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规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高级党部执行委员数额,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的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须交给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共产党发给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此案得以通过,以往认为是陈独秀应负主要责任,近十多年来大量史料证明,这主要是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鲍罗廷向蒋介石妥协退让的结果。会后,原任国民党中央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从而奠定了他以后专制独裁统治的权力基础。
  这说明,“党内合作”已经不再如孙中山生前那样在国民党内平等地对待共产党人了,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已然一落千丈。“整理党务案”刚被通过,1926年6月,陈独秀直接给共产国际写报告,正式要求退出国民党。7月,在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上,陈独秀、彭述之又联合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所有中共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仅只实行党外合作”[5]。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一定要中共坚持和国民党“党内合作”下去,陈独秀的提案一再被否决,并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
  以往总是把共产国际的意见“神圣”化,认为陈独秀主张此时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是错误的,现在我们阅览了更多资料的前提下,全盘分析当时形势,不能不看到陈独秀的方案有其合理的一面。
  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有些干部不同意退出国民党、政党内合作为党外合作的原因,在于力图留在国民党内,通过合法斗争掌握领导权,这从当时具体情况来看是根本不可能的,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实证明,共产国际和当时中共某些高层干部未能认识到蒋介石、汪精卫之流是根本不允许任何合法斗争的。根据中国国情,只有掌握军权,才能掌握领导权。但是,共产国际根据苏联革命经验,认为中共不必掌握对军队的指挥权,只要发动群众运动就能主宰政局。陈独秀说:“三•二○”事变和“整理党务案”后,“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我们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说:‘武装农民不能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6]。共产国际的代表反对中共掌握武装,根子在斯大林那里。当1926年底北伐军推进到长江流域时,斯大林称赞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7]显然是指国民党以蒋介石为首的将领们掌握的军队对北洋军阀的战争,他认为共产党不必独立地建立自己的武装。共产国际长期以来不要中共独立掌握武装,直到大革命的失败已成定局时,发来了“五月指示”,这一指示也是根本无法执行的,因为要中国共产党建立武装的前提是必须坚持与武汉的汪精卫集团的国民党保持党内合作,即必须通过汪精卫集团许可的前提下建立武装。这无疑是与虎谋皮。
  当“马日事变”后,陈独秀又“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其他领导人对此沉默。陈将此事与鲍罗廷商量,鲍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8]陈独秀认为应及时将“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否则势必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群众的信任。”[9]从当时形势来看,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也未必能挽救大革命的失败,但是改为党外联盟后,中国共产党可以独立执行自己的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蒋介石集团采取“清党”的方式、在中共缺乏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情况下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也就是说,在抵制蒋、汪“清党”时,便于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派到中国的代表的汇报,错误估计了国民党内人员的政治构成,先后将蒋介石一伙、汪精卫一伙当作左派。在中共中央的一份会议决议中指出:“共产国际代表未弄清楚国民党的人员构成,以后也未意识到,除了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没有另一个左派。国民党中被称为左派的那一部分,实际上不仅不是左派,而且……与右派的活动完全一致。”“共产国际代表在军事政策上对国民党的帮助,实际上扩大了右派的反对势力”[10]从政治势力对比来说,右派远大于真左派,况且军队掌握在右派势力手中。想从国民党内通过合法斗争改造国民党,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好比是缘木求鱼。总之,继续“党内合作”是绝对错误的。
  
  二、工农运动的右倾与“左”倾错误都是影响统一战线破裂的因素
  
  北伐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运动,大力支援了北伐战争,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又进一步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到1927年2月―3月,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20万人发展到200万人。许多城市的工会组织建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成为打击反动势力的重要力量。上海工人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三次起义取得胜利,从北洋军阀占领下解放了上海。农民运动的大发展,也是北伐期间革命形势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动摇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基础,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从共产国际到中共中央,在工农运动方面,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而基层工农群运动又存在“左”倾错误。
  共产国际在列宁逝世后,主要由斯大林领导,斯大林认为中国国民党已成为“工农政党”,成了“共产党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11]。直到武汉政府时期,仍将汪精卫集团称为“国民党左派”,指示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左派并与之密切合作”,“不要企图以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12]。要共产党安心处于在野党地位,不去参加政府的领导工作。斯大林虽然也谈到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这是指未来的方向,不是指现实。把这场革命交给假左派去领导,岂有不失败之理。
  在大革命中,领导农民运动深入、健康发展的正确方向是开展土地革命或实行减租减息。本来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大力开展土地革命。但后来了解到,国民革命军中国民党的大小军官大都是大中小地主家庭出身,开展土地革命必然与国民党及其掌握的军队发生矛盾。但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仍然把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左派”身上,而所指的“左派”却是汪精卫集团这批假左派真右派。一直到1927年5月底的那份根本无法执行的“五月指示”中,仍然要求中国共产党通过汪精卫集团“有系统的扩展土地革命”[13]。
  总之,这些严重右倾错误,使工农运动得不到正确的领导,当遭到反动势力镇压时,也未有可靠的武装力量来保卫工农的利益。
  从共产国际到中共中央除了政策上的右倾错误妨害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外,还存在对工农运动放任自流的“左”的政策,导致基层工农运动发生“左”的倾向。
  当时中国共产党内有些人对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提出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并在某些地区贯彻执行。这个口号没能从政策上明确规定土豪与一般有土地的非土豪的界限,也没有明确“劣绅”与开明士绅的界限。据毛泽东当年发表在《战士报》上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① 一文中说,有些地方“穿长褂子的也叫他劣绅”。可见农村知识分子与“劣绅”之间的政策界限也是模糊的。这就不免造成某些混乱,“甚至有些本来是土豪劣绅,摇身一变,又可以变成好人来藉端报复”②。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代理主席张翼鹏在向武汉国民党中央写的报告中说:“土豪劣绅,固应打倒,然必有法律的标准及裁判手续,不料农工私擅逋逃,穷乡僻壤,遍设囹圄,法律由心,刑戮在口。”③农民运动和国民革命军的冲突,也日趋尖锐。“以农协名义呈[惩]办驻军……采办军士立毙数人。”“中央政治部学生队派员到湘购米,乃没收其枪弹,而囚逮其员兵;总指挥购办军米,而擅自夺而分之;不特禁米流通,且欲绝前方食品,武装同志头脑简单,深为此惧,而思想亦受特别刺激矣。”④
  在西北地区,农民运动也和南方有类似情况。“农协在党部的主持之下”,“就私自擅行捕人杀人”;西安街市上到处贴满了妇女协会的标语,其中有“打倒贤妻良母”[14],容易被人误解为拥护“恶妻坏母”。
  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兴起后,由于缺乏中国共产党从政策上及时引导,形成“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恐怖现象”[15],错抄、错抓、错杀的现象在所难免。在农会势力发展起来的地区,以不交租,不还债来代替国共两党原来规定的“减租减息”(同时交租交息)的政策。使农村租佃关系和借贷关系失去了政策界限和法制保障,成为当时农村金融窒息的原因之一。又如破坏乡村旧习俗,是必要的,成绩也是显著的,但是,在“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的“恐怖现象”下“横扫”,就难免“泾渭不分”、“玉石俱焚”。
  当时湖南农民协会禁止谷米出境,是为了限制谷价上涨,代表了缺乏粮食的贫苦农民的利益,但却损害了广大中农的利益。由于县与县之间,区与区之间,乃至乡与乡之间,多不准粮食出境,影响到商品的正常流通,切断了城乡交流的经济动脉,不仅打击了应当保护的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并影响到北伐军军粮供应。有余粮剩米的广大自耕农,因不能卖粮以换取日用必需品而“抱怨不已”。
  各历史时期是否能团结中农(自耕农),是检验共产党的政策是否“左”了的标志之一。同时,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政策是否“左”了的界限,在于有没有超出反帝反封建的范畴而打击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而当时“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可见,农村中资本主义性质的小作坊也受到打击,城镇的粮店米行更不用说了,哪里谈得到保护城乡资本主义工商业呢?
  “左”倾“过火”往往和平均主义相联系。当时“集合群众吃派饭”(又称“吃大户”),就是“劫富济贫”的农民意识的一种表现,它“消耗粮食而不事生产,以致前方军粮后方民食均起绝大恐慌”;又如私立银行合作社,按户收款“毫无簿据”,也是平均主义倾向。如此等等既不利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又不利于团结城乡广大阶层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当前中共党史界有些学者认为以上史实是个别现象,在当时未造成社会影响。笔者认为当时工农运动的主流是应充分肯定的,这里所要指出的是当时到底有否“过火”的“左”的偏差?有否影响到“扩大团结面,缩小打击面”?当时中共中央《通告农字第五号――农运策略》(1927年6月初)已注意到农运中出现的问题,指出:“最近几个月来,革命的农民运动之发展过程里,发现许多无组织的行动。这些行动如自由逮捕,罚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均分财物,普通[遍]的罚款禁止米[出]境……有些地方还实行禁烟禁酒等的‘道德运动’,于是亦用强迫手段,如铲除烟叶等的办法。至于一般‘平产’式的没收财物,罚款式的写捐,更使农民自己相斗,使小商人亦起反感。”[16]中共中央指出的这些问题证明“左”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是希望“一概都要努力避免而予以正确的指导”。由谁来“予以正确的指导”呢?从整个文件来看是要农民部通过国民政府“予以正确指导”,而此时的国民政府已经完全站到了农民运动的对立面了,所采取的是支持许克祥、夏斗寅之流的反动军官对农民运动实行残酷镇压、屠杀政策。大革命失败后,只重视批判右倾错误,忽视“左”的错误对统一战线的影响,其原因之一,与右倾严重错误掩盖着“左”倾错误不无关系。
  关于工人运动方面。工人运动大力支援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但是工人运动中也存在着右的和“左”的两方面的错误。右倾错误主要是共产国际既反对武装工人,又反对由共产党掌握正规军支持和保护工人运动,而是主张武装力量完全由国民党掌握。此外“工会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作,作得不够,不周到,尤其在工人立法方面,全无建设,是属于右倾,但这并不能证明工人运动中就无‘左’倾”。[17]
  刘少奇以后在反思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情况时指出:“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主要表现在“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每日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这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通[遍]的”[18]。这些行为的社会影响是严重的,造成了“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止与逃跑,物价的飞涨,货价[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19]。刘少奇还指出:“在起初,人们都期求共产党设办法,就是政府都并不直接去干涉工人……但共产党未能改正这些事,而且连阻止这些事的发展,都未作到,这就使人们走上了另外的路途。”[20]这“另外的路途”是指什么路途?不言而喻。
  当时,显然是不但没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反而普遍打击了民族工商业。以往中共党史研究资料上常说,大革命后期,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跟着大地主大资产阶走向了反动阵营。从刘少奇所揭示的史实使我们明�,当时工农运动的“左”倾,也是把广大中间阶级、中间势力推向了反动阵营的原因。
  按照中国革命的规律性,工人阶级要领导资产阶级的重要条件之一是首先巩固工农联盟,从上述农民协会捣毁工会的情况说明,工农联盟不仅得不到巩固,而且工会与农会发生了对立。毛泽东多次指出,要联合同盟者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要损害同盟者的利益。可是当时武汉地区是“无工不组会,无会不罢工”,频繁的罢工和自动缩短工时为每日4小时,这不仅使民族企业无法在与外资竞争中占优势,而且使民族企业正常生产也无保障,岂不是把民族资产阶级“推”入反动阵营吗?
  当反革命势力利用广大中间阶层对工农运动的“左”倾现象不满发动反革命暴动时,从共产国际的代表到中共中央的陈独秀等领导人,又陷入严重的右倾错误,即不动员群众向反革命势力进攻,不是“在各方面肃清反革命(同时稳定中间分子),而是一直命令群众退却,阻止群众斗争,解除群众武装,以致对反革命的暴动不抵抗,结果失败”[21]。这些史实说明了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复杂性,其中,即有右倾错误掩盖着“左”倾错误的问题。刘少奇也指出:大革命的失败,在党的历史上一概认为是右倾错误造成的,“但在失败以前及以前很久,并不是没有‘左’倾错误,这种‘左’倾错误至少帮助了反革命”[22]。
  综合分析当时的形势,应当看清革命统一战线破裂和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右倾错误和下层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相交织,共同助长了反动势力,失去了广大中间阶层。由于右倾错误掩盖了“左”倾错误,又由于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以批判布哈林的右倾为主导,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内着重反右而忽视反“左”,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只批了右,没有批“左”。所以刘少奇于1937年2月26日致张闻天的信中指出:“我们从‘八七’会议以来即不承认过去的‘左’倾错误,批准过去的一切‘左’倾错误,认为这些过火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不但不应纠正还应大大发扬,而且谁要谈过去有‘左’倾错误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不相信。”[23]毛泽东也曾指出:“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24]。一直到延安整风期间,虽然清算了1927年―1937年间的“左”倾错误,但仍未触及北伐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
  总之,北伐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关系的历史背景十分复杂,总的情况是反动势力远大于革命势力。“党内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建立成为北伐胜利的重要保障;工农运动的发展也促进了北伐的进展。这二者的成绩都与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帮助分不分;然而,在二者的失误方面,也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脱离中国实际有关。因此,面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等反动势力背叛革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上层的右倾错误与基层的“左”倾错误相交织,造成大革命的失败。
  
  注释: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选入的该文,已作了修改。
  ② 1927年5月30日,徐谦在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发言。转引自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党史研究参考资料》第25期。
  ③④ 1927年6月20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记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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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六大以前.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992
  [12]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83
  [13]斯大林全集(第1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0
  [14]冯玉祥. 我的生活(下).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536、539
  [15]毛泽东.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湖南:战士报,1927.3.5
  [16]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58―159
  [17][18][19][20][21][22][23]刘少奇. 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 党史研究资料,1980(5)
  [24]毛泽东选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959
  编辑秦维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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