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与东亚安全秩序的变革】什么是引动东亚秩序变革的核心力量

来源:演讲稿 发布时间:2018-12-22 05:33:09 点击:

  摘要在东亚安全秩序演变的过程中,中国因素一直扮演着积极角色,并成为引领东亚安全秩序变革的核心动力。随着中国和平崛起进程的加速和东亚合作进程的积极推进,中国与东亚安全秩序建构呈现良性互动,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不仅中国崛起是引领东亚安全秩序变革的核心力量,后者也是考验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标尺。作者指出,中国应与东亚国家积极合作,确立东亚各国基于共同利益的基本战略框架,并逐步丰富之,以奠定东亚安全秩序建构的基石。
  关键词中国 东亚 安全秩序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2-0016-25
  
  中国崛起成为牵动世界命脉的重大议题。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迅速和平发展;与此同时,从“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到“中国机遇论”、“中国责任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也在发生巨大变化。鉴于中国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地区性大国,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过程中,尤其是随着进一步融入地区一体化,中国成为东亚变革的核心推动力。如何理解中国崛起与东亚秩序变革的关系逐渐被视为核心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引言
  
  中国崛起必然冲击既有的国际秩序,而最为敏感的莫过于中国对东亚安全秩序的影响。从地区意义上讲,“中国威胁论”滥觞于东亚有其必然性。冷战结束以降,许多学者对亚洲的未来抱有悲观心态,认为亚洲必成争夺的场所,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中国成为修正主义国家的预测。[1] 然而,亚洲尽管纷争不少,但并未爆发大规模冲突,且其前景趋向光明。戴维•康(David C. Kang)指出,“从历史上看,历来都是中国的软弱导致亚洲动荡不安;在中国强大和稳定之时,亚洲秩序井然。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富有和强大的中国是巩固地区稳定的力量。”[2] 另一方面,中国一个世纪的衰弱和混乱,以及期间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影响奠定了今日亚洲格局的基础。中国的强大自然引起疑虑、猜测和期待。国际社会关注的是,一个更加强大和自信的中国如何对待邻国,其邻国对中国在东亚影响的增强做出何种反应。[3]
  关于中国崛起对东亚安全秩序的影响不乏悲观认识,但总体而言,越来越多的国家领导人和学者对东亚前景持有乐观看法。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中国崛起进程中的正向变革所导致的。中国崛起是东亚秩序变动的一部分,进而成为东亚秩序变动的主要推动力,成为引领东亚秩序变革的核心要素。中国长期以来不是从地区(Region)角度出发处理与亚洲国家的关系,而是在双边层次上处理与各相关国家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将国际战略重点放在促进东亚一体化进程上,立足临近地区,加强地缘政治经济的塑造能力。中国促动的东亚合作机制代表了中国外交的新思路,即在自己利益攸关的地区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中消除长期积累起来的隔阂和积怨,探索并逐步确立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准则。中国在地区合作中的积极进取,既促进了地区内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和成果的分享,也提高了议程创设(Agenda-Setting)能力。中国在地区秩序建设中的努力实际上为国际秩序变革提供了一种可堪借鉴的范式。[4]
  无疑,中国崛起对东亚安全秩序的影响,在日本和美国引致了更多讨论。鉴于中日之间历史宿怨、现实冲突和未来竞争的判断,日本在经济上加强与中国合作、在安全和战略上制衡中国的目标短期内不会改变。当然,随着东亚合作进程的加速进行,中日问题走向缓和、稳定和逐步解决是可能的,也符合东亚所有国家的利益。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的结合:将中国网入一系列国际组织的多边战略,与中国政府在一系列功能性领域进行综合性双边接触的战术。[5] 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随着非传统安全重要性的上升,中美安全关系出现了深具建设性的变化。尽管美国对中国能否约束其增强的实力、信守承诺存在疑虑;[6] 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士支持对华接触政策。戴维•兰普顿强调,由于中国日益成为地区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美中保持稳定的战略关系超越了狭隘的安全利益。[7]
  以上看法表明,对中国崛起与东亚安全秩序变革的认识正在变得理性和客观,某些理解颇具启发意义,但总体而言,它们并未站在中国角度看待中国崛起,对中国变革的正向性缺乏全面的认识,甚至缺乏对中国自身安全困境的基本关注。
  
  中国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演变
  
  从结构上讲,东亚安全困境俯拾皆是,既有大国如中美、中日、日俄之间的安全困境,也有中等力量国家之间如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之间的安全困境;既有大国与小国之间如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存在的低烈度的安全困境,也有小国之间如东盟成员之间存在的某种程度上的安全困境。东亚各国奉行不同的安全政策,或牵制、或防范、或联盟,致使东亚众多的安全之间形成某种连动的复杂关系。东亚地区至今没有形成为各方广泛接受和认同的安全制度或体制,缺乏制度约束的众多行为体之间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安全关系,地区热点问题始终没能得到根本解决,热点升温甚至失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从进程角度看,东亚安全秩序一直处于变动过程中,并逐步奠定了东亚稳定的基础。其中,中国从东亚安全秩序的被防范者到积极参与者,中国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安全观念和安全行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为中国与东亚安全秩序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基本条件,也为东亚安全秩序建设提供了新的动力。
  二战结束之后,东亚地区秩序的建构一直被冷战的阴影所遮盖,并为东亚民族主义浪潮所淹没。美国主导建立的双边安全同盟成为东亚安全秩序的主体,也成为中国安全困境的主要来源。当时,东南亚地区与朝鲜半岛忙于非殖民化与国家重建,1967年成立的东盟因外部牵制和内部聚合力不足难以在东亚秩序建构上发挥作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崛起并没有立即从根本上撼动既有的东亚安全秩序。中国忙于国内革命建设、突破西方的封锁和应对苏联威胁,截至1982年中国国际战略调整,中国长期关注的是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尽管其后中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开始明显上升,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的地位相对下降,中国的安全观念仍然集中于核心安全领域。[8] 彼时,霸权与均势并存仍是东亚安全秩序的基本特征。
  东亚安全秩序的变动始于冷战的结束,尤其是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安全思想的创新及其付诸实践所激发。冷战结束之后,东亚多边安全机制开始萌芽,其根本动因是美国从东南亚撤军。冷战结束后,随着两极对峙局面的结束,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东亚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美国也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战略,减少了在东亚的军事存在,甚至在1992年撤出了东南亚。东南亚由于美军的撤出而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原来被冷战所掩盖的矛盾以及历史上遗留的领海和领土纠纷纷纷浮现,加上该地区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使该地区内部出现了不稳定因素。为填补美国撤退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保持本地区的安全稳定,东盟进行了积极探讨。由于东盟地区各国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主宰本地区的安全事务,东盟引入了多边主义,并在1994年创立了东亚迄今唯一的多边安全机制――东盟地区论坛(ARF),从而引入了合作安全的理念和实践。与此同时,中国面对安全环境的巨大变化,积极寻求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协调与合作。1996年4月上海五国机制创立,中国领导人将非核心安全领域纳入安全战略思考的重心,开始构筑以合作安全、相互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思维。1997年3月,中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新安全观”。1997年4月,《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签署,双方主张确立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安全观,呼吁通过双边、多边协调合作寻求和平与安全。1999年3月26日江泽民在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上第一次全面阐述了中国的新安全观,强调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中国的新安全观不仅在随后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中得到积极体现,也逐步引入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中,引申到关乎朝鲜半岛稳定的六方会谈之中,并在其中寻求和扩大与各国的共同利益。[9] 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与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促使东亚进入全面接触的时代,使东亚政治对话和安全协调取得显著进展。
  中国认识到亚太地区是强国最密集的地区,中国地区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是与地区内的主要强国均维持一种至少可以正常运转的关系,从而使中国不会再次在大国中陷入孤立。中国地区安全战略的第二个目标是尽可能维持与地区内国家间的友好关系,以防止一个针对自己、且得到其他大国支持的遏制联盟形成。中国越来越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经济的相互依赖能创造共同利益、有利于防止冲突,最好的战略就是通过成为地区内国家的市场和投资、技术提供者,使中国逐渐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10]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深刻转变,一个紧密型的环中国经济带正在形成。与之并行的是,中国崛起带来的地区震动表明,中国有必要以东亚地区发展为核心,大力促进东亚一体化,创立有助于地区经济发展和进一步经济开放的地区性国际制度,为其他国家搭中国发展之便车提供机会。中国对地区合作的参与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关系陆续正常化、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构成了这一转变的历史背景。中国周边安全面临的挑战和隐患,中国与世界、尤其是与周边关系的日趋紧密,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则提供了启动地区合作的契机和动力。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睦邻友好与地区合作,地区合作首次出现在党的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首次与双边关系并列。此后,中国将加强地区合作与交流作为实现亚洲共赢的有效途径,积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中国积极参与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活动及“10+3”的进程,逐步加大对这两大地区合作的投入。在北面,上海合作组织已完成机制化建设,逐步从安全合作向经济政治合作扩展。在南面,中国率先与东盟确定建立自由贸易区,带动其他域外国家对自由贸易安排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中国率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巩固与东盟关系的政治法律基础。中国率先提出开展非传统安全合作,拓展了东亚合作的范围和内涵。中国率先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本地区各国合作的水平。中国支持“东盟方式”所体现的合作原则和规范,认为这种合作模式是“行之有效的模式和原则”;中国注意维护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认为东盟地区论坛应该坚持求同存异、协商一致、循序渐进、照顾各方舒适度等基本原则。中国积极与日、韩协商发表了中日韩三方合作联合宣言。这些积极主动的举措,增进了中国与域内各国的相互信任,缓解了周边邻国对中国的疑虑,取得了良好的政治和经济效果。
  东亚主要采用双边安全体制和多边安全体制来维护和确保整个地区的安全。东亚国家有不同的安全追求,美国追求单边霸权,中国、俄罗斯乃至日本都在或明或暗地追求多极化,其他国家则期望建立多边安全协调机制,导致存在名目繁多的安全安排,从而构成了霸权、均势、合作安全等看起来相互冲突的安全选择交织的局面,东亚安全秩序被视为各种相关安全模式的叠合。[11] 随着中国崛起正向性作用的发挥,东亚安全秩序呈现出与冷战结束之前截然不同的特征。双边同盟、多边对话和特殊外交的混合,既没有出现军事竞争对抗,也没有发展成为多边合作体系,而是处于均势与共同体秩序之间。[12] 在一定意义上,东亚安全正在经历着美国同盟秩序构想和东亚合作安全构想的博弈。
  当前,传统军事同盟无法完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随着共同利益和共同威胁的扩大,以合作安全为主体建立东亚安全体系开始被视为合理的选择。东亚总体上体现出从安全困境到安全合作、从传统安全困境到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发展路径,并促使传统安全走向可管理性。中国的新安全观与合作安全的理念契合,中国近年来的安全实践体现了合作安全的战略价值,并成为东亚安全秩序变革的核心推动力。
  
  中国崛起与东亚秩序变革的驱动力
  
  东亚经济一体化及其溢出效应、中国全面崛起、美国的战略调整、日本加紧迈向政治大国的步伐、东盟的规范性效应等是东亚安全秩序变革的主要驱动力。其中,中国崛起是安全秩序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也是其他要素发挥战略效应的牵动力。
  
  (一)东亚经济一体化及其溢出效应
  东亚经济一体化迄今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东亚经济一体化处于市场或投资驱动阶段,日本经济复兴、“四小龙”经济奇迹和中国经济崛起成为东亚发展的助推力量,但东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各自的经济和贸易政策,而非多边框架下的经济合作。日本在东亚经济合作和产业转移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其投资政策主导推动雁行经济秩序,东亚国家和地区之间形成依照劳动分工和动态比较优势的垂直分工格局。东亚地区内贸易比重逐渐上升,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触发了东亚的紧密合作,地区内各国积极采取合作措施应对危机,并为未来挑战未雨绸缪。自此,地区主义成为东亚秩序变动的明确指向标,东亚经济一体化进入经济、政治双轮驱动阶段。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认识到更紧密合作的重要性,随着相互依赖的加深,各经济体有必要采取各种措施实现相互依赖的制度化。各国在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取得重大进展,共享增长成为东亚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
  2001年中国加入WTO并倡议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深化东亚经济一体化注入了新的动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入经济、政治、制度、战略四轮驱动阶段。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触发了地区自由贸易区热潮,东亚已经成为FTA区,尽管全地区性的FTA协议难以在近期内签署。1997年迄今,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战略调整,并迅速确立了富有建设性的地区战略,开始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东亚稳定和繁荣的基础,其溢出效应反过来加强了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地区合作,一些制度框架开始建立起来,东亚共同体理念被接受为地区合作的远景。经济相互依赖以及既有的规范和制度起到了缓解地区内权力失衡的冲击、防止安全困境泛化的效用。[13] 与此同时,一系列双边同盟、安全对话、多边论坛、部长级会议、第二轨道接触及其他特定机制逐步建立起来,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4] 各国意识到,未来东亚秩序建构并不通过霸权战争实现,而是基于共同利益、以国际制度为主要方式的国际协调。[15]共同利益的汇聚和制度化逐步成为东亚合作的主导要素。
  
  (二)美国的战略调整
  美国的重要利益遍布东亚每一个角落,并为此建立了维护其战略利益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安排。[16] 在安全领域,美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等建立了正式军事联盟,与中国台湾省保持着实质性的准同盟关系。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调整并重新确立了以美国为轴心、由五对正式的双边同盟和若干非正式的安全关系构成的、涉及军事合作各个领域、辐射整个东亚的轮辐体系(Hub-Spoke System)。该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双边同盟,其中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同盟分别被美国视为其亚太安全战略的北锚和南锚,尤其是与日本的同盟更是被美国当作其东亚战略基石;第二个层次是与菲律宾和泰国的双边同盟;第三个层次是与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等东盟核心国家日益密切的安全合作关系。[17] 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不久,美国减少了在东亚的军事存在,甚至在1992年撤出了东南亚。美国撤军导致东南亚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原来被冷战所掩盖的矛盾以及历史上遗留的领海和领土纠纷纷纷浮现,激发了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萌芽。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重返东南亚,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的活动,凭借其强大的力量持续影响东亚安全。
  在经济领域,美国是东亚所有经济体的重要伙伴,东亚在美国贸易中的比重长期稳定在37-38%,美国在东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其总量的比重近年来有所增长,从15%上升到18%左右。美中、美日经济关系往往吸引着全球的目光,并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衡量双边关系的标尺。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就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发挥领导作用,并且成功地把非经济议题纳入非正式领导人会议的议程。美国还致力于加强与中日之外其他经济体的合作,寻求与某些东亚国家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总体而言,美国在东亚的安全制度安排得以持续,其战略利益得以维护和拓展,美国将继续在东亚秩序建构中扮演关键角色。但另一方面,美国不是东亚霸主,它与东亚其他大国形成均势格局,将均势视为东亚和平的主要标杆,并寻求与东亚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位。美国在东亚战略调整最剧者莫过于中美关系。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华战略一直在遏制和接触之间摇摆。美国一直对华实施两边下注战略。期间,双方通过“接触”发展出包括高层战略对话在内的沟通交流机制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安全等全方位的协商合作机制,实现了世界最大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共同发展、互利双赢,形成了利益共同体。[18] 经过十数年的犹豫,美国终于开始以较为平衡客观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崛起。2005年9月,副国务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用“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表达对中国的预期,[19] 此后美国呼吁中国承担起世界经济领袖的必要责任,在一定意义上锁定了美国对华奉行接触政策的战略趋向。中美通过制度化渠道稳定了双边关系,为战略互动和多边领域的对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日本加紧迈向政治大国的步伐
  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逐步建立了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经济,实现了以往用武力没有实现的目标。与其国际地位相适应,日本开始在认同上出现变化。自80年代以来,日本把成为“普通国家(Normal Nation)”视为战略目标,追求与其经济实力相符合的政治大国地位。日本热望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扮演更为显著的角色。在全球舞台上,日本寻求更大的国际认可,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之一,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作为孜孜以求的目标,并为此不遗余力达20年;在地区舞台上,日本寻求界定未来东亚共同体的理念、框架和主要特征的领导权。
  战后《美日安保条约》是日本的“生命线”,而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制则是其“利益线”。[20] 日本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东亚主导建立的安全体系,并以此为依靠建立了日本主导的雁行经济秩序,从而确立了日本在东亚的优势地位。日本以“普通国家”为主要动力和旗帜,以美日同盟为依托,不断强化军事力量,争取在东亚安全事务中的发言权,加强对东亚的影响力。[21] 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崛起改变了东亚的权力关系,也使得东亚安全情势处于演变之中。日本是中国的近邻,面对中国在东亚地区呈现的越来越强大的力量,日本比美国更深切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对日本而言,最为关键的步骤莫过于重新定义和确认美日安全同盟,因为后者是两国在东亚利益的柱石。东南亚对日本经济繁荣至关重要,日本与东盟国家签署双边或多边经济伙伴协定,以进一步巩固合作关系。其次,自由贸易区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发挥着富有成效的作用,不仅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有助于政治和社会稳定,也会对日本带来积极的影响。[22]当然,这些调整必然影响中日经济关系。作为东亚秩序的首倡者,日本不会甘心在自由贸易区建设、地区秩序建构上落于中国之后。2002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提出超越“10+3”框架的“扩大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其基本内涵是日本主导、日本和东盟为核心、将澳大利亚等非东亚国家吸收为共同体核心成员,制衡中国在东亚影响力扩大的意图不言自明。2006年下半年以来,中日两国在确立战略互信关系上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日本从安全和战略上制衡中国的意图却愈发明显。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指出,日本未来有四个选择:第一,与美国维持和加强盟友关系,扮演英美关系中的英国角色,这一关系在亚洲情势之下不可避免被视为本质上是反华的(Anti-Chinese),可能陷日本于某些冲突情境;第二,如果中国实力继续增强,日本可以与中国结盟,扮演法德关系中的法国角色,但与中国结盟意味着大幅削减日本与美国的联系;第三,日本竭力避免卷入东亚的敌对和竞争,不与强国结盟,而是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以求必要的自卫,其角色如在欧洲保持中立的瑞士;第四,与所有其他大国和次要大国发展合作关系,积极参与亚洲外交活动,并缓和彼此的矛盾,如同欧洲的德国,但德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而中国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日本很难这样做而不针对中国。[23]从当前的情势看,日本选择了一条混合路线,即在经济上加深中日相互依赖的同时,继续加强在安全和战略上对中国的制衡,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东亚安全秩序建设的渐进性和变革性。
  
  (四)东盟方式的规范性效应
  东盟逐渐形成了富有次地区特色的决策模式。阿查亚将东盟处理成员国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规范概括为东盟模式(ASEAN Way),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原则是非正式性和协商一致。在非正式性原则下,地区合作保持较低的制度化程度。在协商一致原则下,地区合作的决策机制回避了多数表决和强制执行,而是满足地区合作参与者的舒适感。[24] 东盟所有成员国,不论大小和国力强弱,在东盟事务的决策、执行过程中绝对平等。东盟最高一级的决策机构由各成员国轮流主办,最高一级的执行机构常务委员会也实行轮换制,各国通过轮流执掌常务委员会均衡地取得对下属执行机构的领导权。东盟采取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即通过全体成员国的反复磋商和妥协,最后达成共识,任何议案只有在全体成员没有反对意见时才能通过。在对外事务上,东盟合作以各国政策的独立为前提,允许单边主义在多边主义的框架内发展,允许国家决定与地区追求并存。[25] 这种最大限度兼顾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的做法,保证了利益各异的成员国之间进行有效合作,也导致较低的制度化合作水平。以东盟方式为准绳,东南亚各国有效地和平解决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争端,并逐步建立了稳定的次地区秩序。
  在对外安全关系上,东盟一方面确立了“东盟主导、大国均衡”的战略,积极发展与东盟外国家的关系,逐步建立起多层次的论坛式协商制度(东盟地区论坛),另一方面仍然支持与地区外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双边安全合作,并将双边防务合作视为最有效、最现实的安全模式。[26] 东盟地区安全战略可以概括为:通过东盟合作增强集体安全保障能力;通过磋商与对话,与地区大国建立互信关系,解除外来威胁;积极倡导东盟地区论坛,开展“第二轨道”安全对话,建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调整军事战略,独立发展军事力量,积极开展军事合作。
  亚洲金融危机表明,东盟自身不能解决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制度不可倚靠,东亚国家之间的紧密合作成为惟一可行的选择。自此,东盟一直是东亚地区主义的主要组织者,“东盟方式”也逐渐扩展到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尤其是,东盟各国对中国采取接触战略,寻求将中国纳入地区制度和地区对话;中国则支持东盟提出的东亚峰会模式和东盟在共同体建设中的领导地位,东盟与中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是东盟在东亚秩序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条件。[27] 迄今,东盟在东亚合作进程中的作用堪称富有成效,东盟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地区内外国家的认可和尊重,并寻求在所有地区合作倡议中扮演中心角色。然而,东盟方式所秉持的低制度化、避免承诺和义务的做法不仅导致东盟内部整合缓慢,也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了东亚安全秩序建构的进程。
  综上所述,中国崛起是引领东亚安全秩序变革的核心力量。随着中国的全面崛起、日本加紧迈向政治大国的步伐、东盟规范性影响的扩大和美国的战略调整,东亚权力关系进一步趋于平衡。东亚的权力结构决定了东亚秩序的开放性,而美国等外部力量的强大决定了共同利益的汇聚和制度化是东亚安全秩序建构的惟一可行路径。
  
  中国崛起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
  
  随着东亚合作进程的积极推进,中国与东亚安全秩序建构开始呈现良性互动的特征。从未来前景看,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不仅中国崛起是引领东亚安全秩序变革的核心力量,后者也是考验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标尺。
  
  (一)东亚安全秩序的前景
  尽管东亚安全设计和冲突解决上少有多边主义的传统,东亚地区合作依旧保持了低制度化的特征,但应对安全困境的需要催生了东亚地区安全认同的形成,广义的合作机制正在发展,有助于促进相互信任的基本框架正在确立。[28] 在目前的东亚安全秩序建构中,处理某些冷战遗留问题仍是应对重点,但积极因素已经在发挥作用,追求合作安全已经成为本地区国家的基本目标。总体而言,冷战之后的东亚各国没有根本性的敌友之分,竞争与合作并存成为国家间安全关系的主流,东亚多边合作进程既维持着地区稳定、促进地区合作、塑造地区规范,也建构着地区认同,从而促使军事同盟框架和多边安全对话框架并存于东亚,形成二元安全结构。两种安全框架既是目标和手段,也代表了不同的战略思路。
  展望未来的东亚安全秩序,传统的零和博弈难以在东亚再现,在多边合作安全框架之中,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平衡美国在东亚的作用将合力催生新的安全制度安排,[29] 战略约束――特别是自我战略约束――成为中美等大国必须认真思考的议题。总体而言,东亚安全秩序开始从实质上的美日主导向共同主导发展,作为东亚安全秩序建构的重要层面,推进经济相互依赖、推进六方会谈等应对传统安全困境的制度安排、促进在应对非传统安全上的制度建设、促进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机制建设都将持续下去,传统的轮毂体系、新生的共同体趋向并非非此即彼,而是在寻求和平共处之道。
  在这样的情势下,东亚多边合作安全制度建设必然也必须是共同利益发展的产物。只有确立、巩固和发展共同利益,多边安全制度的相关成员才能取得共识,多边制度才能有效实施。因此,东亚地区的多边合作安全制度应从各方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先行,逐渐扩大到更多的领域。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才能防止或制止大国将其个别利益置于多数国家之上。
  
  (二)中国东亚安全秩序战略的基本趋向
  中国崛起被逐步承认和接受,与中国在东亚秩序建构中发挥越来越积极、建设性的作用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过去20多年中国的所作所为是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挑战。”[30]东亚(乃至全世界)对中国崛起、对中国与东亚秩序互动的认识正在发生变化,其基本趋向是,从“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到“中国机遇论”、“中国责任论”,从中国崛起不可避免引发冲突到包容中国在内的东亚秩序可以达成, 从反对、抵制中国发挥作用到认可并希望中国发挥更大、更具有建设性意义的作用。
  东亚是中国崛起的战略依托地带,中国必须先积极参与东亚新秩序的建构,才可能具备引导世界秩序演变的条件。目前,中国积极参与到东亚合作进程中,对东亚共同体建设持有开放性的态度,着力促进与东亚各国进一步的经济合作,稳妥开展政治安全对话与合作,并避免被视为寻求东亚合作的主导权。
  在东亚安全秩序的建构上,中国将体现出如下基本战略趋向:
  第一,秉持新安全观,寻求共同利益,促进合作安全
  中国将继续秉持新安全观,并寻求共同利益、合作安全与新安全观的结合,从而积极促进东亚的合作安全。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次的含义: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各国建立互信机制,通过战略合作机制以争取共同安全,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争端;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承认并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不同文明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民族之间保持和睦相处的关系;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求同存异,通过国际政治民主化的途径,解决事关世界与地区和平的重大问题。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共同利益、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共同安全”。[31] 中国新安全观的实质就是寻求合作安全。合作安全议题广泛,既包括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也包括政治、经济、环境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追求合作安全的前提条件是,参与各方拥有避免对抗、维护地区稳定与和平的政治意愿。合作安全不仅符合各国的愿望和东亚的现实,也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中国在东亚安全上的实践,包括加深中国-东盟关系、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活动、支持“10+3”作为东亚合作的主体框架、主持六方会谈等均体现了通过合作安全缓解东亚困境、促进东亚安全秩序良性变革的战略思路。
  第二,构建基于共同利益的东亚战略框架
  当前,东亚迄今已经在次地区、地区和超地区层面建立起东盟、“10+1”、“10+3”、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颇具效用的制度框架,它们均是共同利益汇聚和制度化(或处于制度化进程中)的结果。东亚各国将继续秉持开放精神促进合作,追求共同获益的双赢结果。随着东亚进入制度建设和寻求认同的时代,共同利益成为地区各国思考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只有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才能防止或制止大国将其个别利益置于多数国家之上。在一定意义上,东亚秩序的核心发展动力来自本地区面临的共同利益、共同威胁和挑战,它基于各国的战略利益考虑,又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并以追求共同利益、应对共同挑战和威胁为路径。我们认为,应确立东亚各国基于共同利益的基本战略框架,并逐步丰富之,以奠定东亚秩序建构的基石。
  
  在以上东亚共同利益的战略框架中,国家和双边层面是该战略框架的基础,更多体现了双边互惠的含义;地区层面是该战略框架的重心,东亚共同利益不仅体现在互惠利益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共同威胁和潜在威胁的应对上;全球层面则表明,作为世界三大经济区之一,东亚国家的战略视野并不局限于东亚,各国必然将其全球利益纳入战略思考之中。以上东亚共同利益的战略框架是一种理想模式(Ideal Type),需要随着地区关系的深化而有所调整和拓展,其总体目标就是建立东亚利益共同体,将东亚各国一荣共荣、一损俱损的认识制度化。
  如何通过共同利益汇聚及其制度化建构一个稳定而富有建设性的地区秩序,实现地区安全秩序的良性变革,是摆在东亚诸国面前的重大战略议题。中国的建设性崛起、东亚各国的战略优化为此提供了基础条件,各国合作确立了未来合作的总体目标和基本框架。展望未来,中国将继续作为引领东亚安全秩序变革的力量,东亚安全秩序建构将进一步稳定对中国崛起的预期,二者互动将成为影响东亚秩序建设的核心要素。
  
  注释:
  [1] Aaron L. Friedberg,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3, Winter 1993/94, pp.5-33; Gerald Segal, “East Asia and the Containment of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 No.4, Spring 1996, pp.107-135;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4, Spring 2003, pp.5-56.
  [2] David C.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4, Spring 2003, pp.57-85.
  [3] 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9, No.3, Winter 2004/2005, pp.64-99.
  [4] 门洪华:“国家主义、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兼论中国大战略的谋划”,载《开放导报》2005年第3期,第23-30页。
  [5] David Shambaugh, “China or America: Which is the Revisionist Power”, Survival, Vol.43, No.3, Autumn 2001, pp.25-30.
  [6]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n hegemony and East Asian ord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8, No.3, September 2004, pp.353-367.
  [7] David M. Lampton, “China’s Growing Power and Influence in Asia: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http://www.省略/index.cfm?action=publications
  [8] 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基本假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15页。
  [9] Benjamin Self, “China and Japan: A Façade of Friend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6, No.1, 2003, pp.77-88;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n hegemony and East Asian ord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8, No.3, September 2004, pp.353-367.
  [10] 唐世平、张蕴岭:“中国的地区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第8-13页。
  [11]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12-16, 348.
  [12] G. John Ikenberry and Jitsuo Tsuchiyama, “Between Balance of Power and Community: the Future of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2, No.1, 2002, pp.69-94.
  [13] Amitav Acharya, “Will Asia’s Past Be Its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8, No.3 Winter 2003/2004, pp.149-164.
  [14] G. John Ikenberry and Jitsuo Tsuchiyama, “Between Balance of Power and Community”, pp.69-94.
  [15] 代帆、周聿峨:“走向统一的东亚秩序?”,载《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12期,第20-27页。
  [16] Dennis C. Blair and John T. Hanley, Jr., “From Wheels to Webs: Reconstructing Asia-Pacific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4, No.1, Winter 2001, pp.7-17.
  [17] 杨光海:“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态势、趋向及意图”,载《国际论坛》2004年第4期,第29-34页。
  [18] 俞正梁、阙天舒:“体系转型和中国的战略空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0期,第29-35页。
  [19] Robert B. Zoellick, “Whe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speech at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September 21, 2005. See http://www.state.gov/former/zoellick /tem/53682.htm
  [20] 冯昭奎:“日美关系:从战后到冷战后”,载《美国研究》1996年第3期,第7-20页。
  [21] 牛军、王东:“中美日安全关系与东亚安全环境”,载《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11-12期,第55-57页。
  [22] Shujiro Urata, “Japan’s FTA Strategy and a Free Trade Area of Asia Pacific”, in Takatoshi Ito, Hugh Patrick and D. E. Weinstein eds., Reviving Japan’s Econom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5, pp.71-86.
  [23] Samuel Huntington, “Japan’s Role in Glob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 No.1, 2001, pp.131-142.
  [24] Amitav Acharya, “Ideas,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Building: From the ‘ASEAN Way’ to the ‘Asia-Pacific Way’?”, The Pacific Review, Vol.10, No.3, 1997, pp.328-333.
  [25] Masahide Shibusawa, Pacific Asia in the 1990s, London: Routeledge, 1991, p.101.
  [26] Amitav Acharya and Richard Stubbs eds., New Challenge for ASEAN-Emerging Policy Issues, Vancouver: UBC Press, 1995, p.195.
  [27] Nikolas Busse, “Constructivism and South East Asia Security”, Pacific Review, Vol.12, No.1, 1999, pp.39-60; Gerald Segal, “Tying China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Survival, Vol. 37, No.1, 1995, pp.60-73.
  [28] Desmond Ball, “Strategic Cultur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ecurity Studies, Vol.3, No.1, Autumn 1993, pp.44-74;Amitav Acharya, “How Ideas Spread: Whose Norms Matter?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8, No.2, Spring 2004, pp.239-275.
  [29] 芮效俭:“中国和平崛起和东亚合作:中国和美国的视角”,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6期,第26-27页。
  [30] David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pp.57-85.
  [31] 黄仁伟:“新安全观与东亚地区合作机制”,载《世界经济研究》2002年增刊,第24-29页。
   (作者简介: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北京,100091)
  收稿日期: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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