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焦虑\观念限度与认识性装置_焦虑了几十年,都是因为观念

来源:演讲稿 发布时间:2019-04-12 点击:

  浏览近二十年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论文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那就是,福柯成了西方当代哲学家在引文中出现几率最高的一位,他的《知识考古学》则是参考文献中出现最频繁的专著之一,权力、阴谋、宰制、规训、话语、谱系、知识考古等等诸多福柯式的专属词语,几致泛滥的地步。在一次访谈中,陈平原抱怨道:“九十年代以后,我们懂得了福柯,动不动往权力、往阴谋、往宰制方面靠,每个人都是火眼金睛,看穿你冠冕堂皇的发言背后,肯定蕴藏着见不得人的心思。不看事情对错,先问动机如何,很深刻,但也很无聊。”这一批评的公允度暂且不论,在陈平原所处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要想完全避开话语权力理论以及以福柯学说为支柱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性别理论等等,已变得越来越困难。新世纪以来,虽然“理论热”有消退之势,但“福柯”仍是一个难以绕开的存在。可以说,以福柯的“知识考古”为代表的话语权力理论已经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实现了“范式”转换,“知识考古学”也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认识性装置”。
  
  一、反溯起源:现代文学研究的众声喧哗
  
  “知识考古学”(Archaeology)一词源于希腊文arkhaiologia,即arkhaio(古)和logia(理论)构成,即关于古的理论。它不是对历史的考古,目的不是为了找回未被污染的、原始的历史,而是对知识的考古,是一种话语研究和分析的方法。在福柯看来,我们只能对人类的认识史做考古学的研究,探究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即支配我们思想和话语实践的被组装起来的各种规则是什么。知识考古学“推迟了各种认识的不确定并合,打破了这些认识的缓慢的成熟过程,迫使它们进入一个崭新的时空,把这些认识从它们的经验论的根源和它们原始的动机中截取下来,把它们从它们的虚构的同谋关系中澄清出来,因而它们在历史分析中就不再意味着追寻静默的起始,无限地上溯最早的征兆,而是意味着测定合理性的新形式以及它的各种不同效果。”“知识考古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颠覆史料与解释之间的那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关系。”它对现代文学研究范式的冲击首先就是质疑现代文学的起源。
  “从五四谈起”已成为现代文学界的共识与叙述范式,甚至被强化成中国“现代”的开端。对此冲击最有影响、最为著名的当属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王德威认为:中国作家将文学现代化的努力,未尝较西方为迟。这股跃跃欲试的冲动不始自五四,而发端于晚清。通过对四种主要的晚清小说――狭邪、公案侠义、谴责、科幻小说的分析,他指出晚清小说已预告了现代文学的四个方向:对欲望、正义、价值、知识范畴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对如何叙述欲望、正义、价值、知识的形式性琢磨。晚清小说众声喧哗,多音复义,不但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充满种种试验的冲动与丰沛的创造力,而且在文学生产的诸方面均显透出现代性的多重可能。但在五四新文学建构中,晚清文学的现代性被压抑了。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性并非出自于五四,而是源于晚清。
  把新文学的起点往前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不是王德威的自言自语,而几乎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前有上世纪80年代中期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1895年,中有谢冕等“百年中国文学”的1898年,后有范伯群通俗文学《海上花列传》的1892年,另外还有1895年、1907年、鸦片战争、20世纪初等等。2009年,关于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的争论,甚至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将新文学的起点不断地往前移,这反映了现代文学的学科焦虑。时间太短一直是现代文学界难言的“心病”,现在把自太平天国前后至宣统逊位的60年放进来,现代文学界的疆域就大了整整两倍。其实,上世纪30年代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就主张新文学应该“从晚明谈起”,将晚明的公安派、竟陵派追认为新文学的前驱。这些不断将现代文学起点前推的理论动力,乃是近年来兴起的文化多元主义思潮。学者们“在中国发现历史”,把中国的“现代性”向上拉长四五百年,追溯到了宋代,从而发现了“多种现代性”、“非西方的现代性”,质疑“五四”起源说。
  学界之所以一定要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划分出“古代”与“现代”的界线,确定鲜明的起点,是因为“历史时期的划分属于一种现代性特有的痴迷。现代性包含了战胜的承诺,它必须标明一个时期的结束和下一个时期开始的日期。标识出元年,一方面表示默示和赎罪,另一方面是再生和更新,或是再次革命和重获自由”。因此,对于历史的发展“分期不可或缺。标出一个时期,意味着提供一个开始和一个结尾,并以此来认识事件的意义。从宏观的角度,可以说历史的规则就是通过对分期的论争而得出的结果,因为分期本身改变了事件的性质”。
  如果把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当作寻找起点的努力,则误解了他的良苦用心。“我并不自高身份以批评他人,更不欲颠覆已建立的传统,重新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定在他处。一旦如此,就会又落入五四及其从人所报持的‘强势’现代迷思的陷阱里去。重新评价晚清小说并非一场为中国现代小说找寻新‘源头’的战役,或将曾被拒斥的加以复原;其实这是试图去了解,五四以来当作家及批评家回顾其文学传承及自己的写作时,被上流文学压抑的是什么。我的取法不在于搜寻新的正典、规范或源头,而是自处于‘弱势思想’,将一个当代词汇稍加扭转以为己用:试图拼凑已无人可记得蛛丝马迹;试图描画现代性的播散而非形成。”他不是“从晚清谈起”,也不从任何时候“谈起”。因为“一味按照时间直线进行表来探勘中国文学的进展,或追问我们何时才能‘现代’起来,其实是画地自限的(文学)历史观。”他是把对中国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人们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的“现代”的方式,这完全是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方法。
  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在现代文学研究界逐渐蔓延。刘禾曾经这样解释过她在《跨语际实践》中所做出的努力:“当然,我并不认为从话语实践的角度探讨现代观念是惟一可取的途径,人们可以对中国现代性提出许多其他的问题。但就本书而言,这种方法可以使我不致陷入以往那种对抗性范式的罗网。这种预先限定了何为现代、何为传统的旧范式在许多有关东西方关系的当代关系的当代历史写作中依旧阴魂不散。”其实,陈平原早在上世纪90年代伊始就探讨晚清小说的意义,探讨晚清文学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晚清小说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不仅涉及到晚清小说内容与形式上的变革,而且涉及生产方式、文学制度的变化,即晚清小说的“现代性”问题。他的晚清小说研究“在研究策略上似乎是在有意地消解‘五四文学革命’的中心地位,其实更重要的是借此突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文学变革中的作用。不再只是考察域外文学如何刺激与 启迪中国作家,而是注重传统文学中蕴涵着的变革因素及其如何规定了这一变革的趋势。”这其实已完全是“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只是由于当时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尚未译成中文,因此,“知识考古”的方法也就并未为学界所广为了解,遂让王德威“暴得大名”。
  至此,虽说有诸多将现代文学的起点迁移的反对意见,但是,五四起源说已是强弩之末,借助于福柯的“知识考古”的方法,现代文学界已经完成了自己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知识考古”的视野中,现代文学的研究前景豁然开朗,未来似乎是一片光明。
  
  二、“了解之同情”:重建十七年文学的语境关联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研究,一直就沉陷于“文学与政治”的纠葛之中,思维的停滞,带来了研究方法、现状、成果的停滞,研究界重复着“文学与政治”的老套话语。最明显的就是“断裂论”,即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中断了五四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新时期文学”接续了被中断了数十年的五四文学传统,摆脱了政治的束缚,回到了“文学”自身,甚至干脆认为“回到了五四”。“断裂论”是上世纪50-70年代文学主流文学叙述的基本方式。周扬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的“断裂”;江青的“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等等,与上世纪80年代主流文学界其实在分享着同一个话语逻辑与思维模式。
  李杨就曾揭示新时期文学与上世纪50-70年代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质疑主宰当代文学叙述的“断裂论”。主张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重新估价,强调这两个时期文学的文学史价值,“尝试以‘知识考古学’作为当代文学史的一种写作方式,意味着我们将拆解那个已经进入我们潜意识的、其实完全受控于我们当下价值标准的文学/非文学的二元对立认知方法,我们的研究对象将不再是那些以今天的观点看来是‘真实’的文学作品,而是那些在当时被称为‘文学’与‘经典’的文学作品。”相对于“五四的现代性想象作为一种强势力量压抑晚清文学的现代性”,十七年中国文学,同样有潜在然而无所不在的文学规范,公式化、概念化乃至主题先行都不仅仅是上世纪50-70年代文学的特点,现代文学中的作家同样被同质化――在一体化的共同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中国现代文学不断强化的革命一政治写作模式及其对知识分子的写作与十七年文学中“文学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入轨”行为是同型的。这已是自觉而明显的运用“知识考古”的方法去研究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典型范例,但是由于文学研究界的“势大于人”,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文学语境中“无论是对‘50-70年代文学’的‘现代性’的讨论,还是对80年代主流文学权力机制的揭示,常常被贴上‘左派’的标签,甚至被理解为盖棺定论的‘文革’的肯定。”这一研究方法在学界只是“吹皱一池春水”,并没有在学界引起太大的反响。
  “我们必须跨越的不是时间和空间上的鸿沟,而是想象出来的距离。”1999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试图摆脱单一的政治伦理评价方式,“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强调一种“历史的现场感”和“触摸历史”的效果,在文学的学术层面上给予评价。认为“50~70年代的文学,是五四诞生和孕育的充满浪漫情怀的知识者所做出的选择,它与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应该说具有一种层的延续性。”才对这一时期文学的研究有了里程碑式的突破。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尝试的就是价值中立的知识考古学立场,即以启蒙主义为价值尺度、以断裂论、等级制为叙述逻辑的研究形态走向了知识考古/谱系学。“在文学批评中,我们越来越多采用一种‘历史批判方法’。即不把任何概念、现象看作是‘本质化’的、‘终极化’的概念、现象,而是看作历史性的范畴。我们的关注点,已经从被确定为‘事实’的事实的分析,转移到对这种事实为何被确定的分析。这就像批评家特雷西所说‘历史批判方法向我们提示:那些被作为事实陈述的事实,是如何成为事实的’”。但他同时也指出:“我在《文学史》中讲到的对价值判断的搁置与抑制,并不是说历史叙述可以完全离开价值尺度,而是针对那种‘将创作与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景中抽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作出臧否’的方式。”显示了他的谨慎态度。
  2002年洪子诚出版《问题与方法》,记录他对文学史意识、文学史与叙述、左翼文学等文学史基本问题的思考,尤其是对主流文学观念中一些不证自明的理论预设的质疑和追问,重新建立这些词语、主张和“语境”之间的关联,辨析它们特定的内涵。“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乐意听到的是‘回到历史情景’、‘触摸历史’,是‘将历史历史化’,是福柯的‘还原历史语境的知识考古学’,是陈寅恪的‘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把对象当作客观、独立的对象,把注意力放置在对象内部逻辑的发现;避免强烈道德判断的加入和对研究方向的支配;对概念、现象作凝固化、本质化理解,转变为把它们看作是历史构造之物。”这两本明显运用“知识考古学”方法的文学史著作“为当代文学研究开了一个新的层面,甚至可以说具有研究范式革新的意义”。
  洪子诚的两本书和一系列研究,加上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唐小兵的《再解读》,董之林的《旧梦新知》、《热风时节》等等,彻底改变了十七年、文革文学研究领域情感化、政治化的简单视角,借助“知识考古”分析文学成规确立的显形与隐形的规则,致力于还原历史情境,文学史研究转变为一个时代与另一时代平等对话,力图把话语成规视为语言、潜意识、社会制度和习俗的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从而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换。
  
  三、“重返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文学的华丽转身
  
  在新时期主流文学叙述中,新时期文学接续了被中断了数十年的五四文学传统,摆脱了政治的束缚,回到了文学自身,回到了个人,回到了纯文学,有的干脆认为是“回到了五四”。特别是纯文学概念的提出,力图使文学摆脱政治、权力的干扰与纠缠,使文学华丽地回到自身。政治与文学的对立被表述为政治与个人的对立,个人性也就被等同于文学性。但是,在“知识考古学”的视野中,这些概念都被打上了引号,予以重新思考,面目也变得全非了。
  对新时期文学,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最引人注目的当属“重返八十年代”。“重返八十年代”曾经是张旭东一篇文章的题目,现在成了文学界重新审视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焦点话题和文化事件。在知识界少有的较大规模“集体行为”的情形下,《南方文坛》、《文艺争鸣》、《当代文坛》、《当代作家评论》等都开辟了有关的专栏介入讨论。特别是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甘阳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识(新版)》的出版,对行进中的“重返八十年代”推波助澜, 一时呼声鹊起,应者云集,蔚为壮观。
  所谓“重返”只是一种修辞性的说法,其遵循的是一种“回到历史现场”的“情景再现主义”逻辑,重在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展示那些曾经广为流行甚至被奉为圭臬的概念和范畴之所以成其所是的背景、条件和关系。“重返”不是要裁定不同思想价值体系的高下,而是要找出它们的规律和历史脉络。对包括“当代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学科而言,只有当分析超越了传统的二元对立关系,超越了由此造成的视野的局限性之后,发展才会成为可能。如果将“重返”简化为寻找历史污点的道德追索,这样的“重返”不但不能对知识进行反思,反而再度强化了禁锢思想的“断裂论”。
  “重返八十年代”与声势浩大的“重写文学史”不同。“单纯地改写‘文学史’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弄清楚文学作为一种制度是怎样不断自我再生产的这一文学之历史性。”“通过‘重返’文学史‘现场’,进一步了解当代文学生产的社会背景、氛围和情绪,跨越那些覆盖在文学史表面的夸张的修辞,从而对当时文学创作的真实状况获得一个比较客观的和大致准确的认识”。
  “重返八十年代”重点解构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叙述成规。在主流文学叙述中,文学性、个人性、纯文学等概念已经获得了凌驾一切话语之上的话语权力。从“知识考古”的视角去考察这些概念,则会获得完全不同的理解。话语“在它的实证性的层次上,不是某种把自己的计划纳入语言的外部形式之中的意识;不是一种语言,也不是讲这种语言的主体。它是一种具有本身的连贯和连续形式的实践。”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所谓“文学话语”,并非指作为审美对象的定型物(作品),也不是语言的固定指涉(文本),更不是指产生作品的创作主体(作家及其意识)。而是背后的各种力量的关系和这些关系得以纠结、展开、对话和协商的复杂机制。“知识考古学”关注的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知识构造过程中那些被不断遗失和扭曲的东西,那些被忘记或被改写的知识和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学的体制化的过程,是以这些知识和思想的被遗弃和改写作为条件和代价的,以至于我们后来对许多事物的理解是想当然的,是未加质疑的。而这些东西,是不是真正消失了呢?它们是否依然作为“他者”继续存在着?或许转换了角色之后,就藏身在“我们”中间?它们对当代文学知识构造的认识和理解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把文学作品放到更为复杂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建构过程之中,探讨它在社会文化中的位置、它如何与更大的历史话语建立起联系、如何‘象征性’地呈现特定历史情境中的文化逻辑和文化理念”。
  把“知识考古学”应用于“重返八十年代”,已经使八十年代文学,甚至延伸到九十年代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获得了一种鲜明的“文学史意识”,它的目的不是寻找更真实、更客观的历史,不是“按它本来的样子”去把握(兰克语),而是当我们发现在大量文学史中无法看到的内在和隐秘的联系的时候,如文学与时代、权力之间的联系等等,文学已经成为了“知识”。可以说,借助于“知识考古学”,对八十年代文学的研究实现了一次“华丽的转身”。
  
  四、观念与限度:知识考古学的“紧身衣”
  
  洪子诚曾这样表述自己的疑惑:强调文学史写作的“叙事性”,在文学史研究中还能不能提“真实性”?我们不能够因为强调历史的“叙事性”,“话语”就是一切,文本之外的现实是我们虚构、想象出来的。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有一系列的经典事件、重要历史事件“要求我们做出道义上的反应,因为把它们作为事实来陈述,本身就是一种处在道德责任中的行动”。解构式的理论游戏,很有穿透力,很犀利,但有时可能是“道德上无责任感”的表现。“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搁置评价,包括审美评价?或者说,这种‘价值中立’的‘介入’历史的方法,能否解决我们的全部问题?”“在一切叙述都有历史局限性的判定之下,我们是否会走向犬儒主义走向失去道德责任与逃避必要的历史承担?”这是我们在应用“知识考古学”方法的时候所不能不考虑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知识考古学”在现实层面操作上的局限性也是我们以此进行文学研究不能不考虑的一个因素。目前比较受推崇的是“触摸历史”,代表是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以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为参照,展示文学与历史在特定时段内的扭结。由于追求“现场感”,比较适合写一个时间点,然后组成一段完整的历史,难以容纳较长的时间跨度。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在文学界影响很大,它以单篇作品为对象、“小题大做,举例说明”(刘禾语),所要证明的是用于连缀文学作品的历史叙述并不可靠,所以本身带有强烈的“反历史”色彩,即便将那些个案分析聚拢在一起,它们也不会自行构成历史,成为他们最大的“遗憾”。

推荐访问:报刊 报刊 报刊 报刊
上一篇:【西藏图书馆举办“阅读引领未来”读书联盟活动】西藏民族大学教务网
下一篇:最后一页

Copyright @ 2013 - 2018 韩美范文网- 精品教育范文网 All Rights Reserved

韩美范文网- 精品教育范文网 版权所有 湘ICP备11019447号-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