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衡》看吴宓出版理想的实际命运_吴宓全集出版

来源:演讲稿 发布时间:2019-08-14 04:54:45 点击:

  [摘要]纵观吴宓的出版理想与《学衡》杂志的出版历程,吴宓出版理想的实际命运与《学衡》杂志的创办过程紧紧联系在一起。吴宓的出版理想在现实中遇到诸多困难,而其出版理想现实命运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知识分子对于出版业的天真幻想:单纯追求文化理想,而不计功利。
  [关键词]《学衡》;吴宓;出版理想;文化理想
  [作者简介]仝冠军,中国出版集团
  吴宓之引人注目,一者是由于近年来对于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所遭受命运的关注逐渐升温,吴宓晚年遭受严重迫害,目盲腿残,但对其文化理想却始终坚持,其人格力量对当下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具有一种净化作用与感染力;再者是因为吴宓是《学衡》杂志的实际主编,而在当代文学史写作中,《学衡》一般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出现,其名声曾与《甲寅》杂志一道“臭不可闻”。时过境迁,如今,在和那段历史有了一定的距离之后,人们对吴宓、对《学衡》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除此之外,吴宓还是世纪之初那一批知识分子之中少有的、以出版为自己苦苦追求目标的“另类”。本文关注的焦点即在于吴宓出版理想的实际命运,这种命运是与《学衡》杂志的创办过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一、吴宓对出版业性质的理解
  吴宓对出版业抱有一种纯真的认识,认为出版业一者具有“熔铸风俗,改进道德,引导社会”的文化责任;再者可使学者实现“立言”的理想,垂名后世;对于出版业的经济属性从内心深处有一种抗拒或是排斥。1914年3月13日,吴宓与汤用彤谈及将来的志向,吴宓说自己的理想是:
  联络同志诸人,开一学社,造成一种学说,专以提倡道德、扶持社会为旨呼号。有济则为日本之福泽谕吉、美之富兰克林;即不济者,使国亡种衰以后,世界史上尚得留一纪念,谓神州古国当其末季、风雨如晦之中,尚有此三数人者,期期于道义文章,则尚为不幸中之小幸耳。至进行之法,则发刊杂志多种,并设印刷厂,取中国古书全体校印一过,并取外国佳书尽数翻译,期成学术文章之大观,而于国家精神之前途,亦不无小补……
  1915年的日记里,吴宓更明确地将出版业看做是学者参与社会改革的首要途径:
  2月24日:与锡予谈,他日行事,拟以印刷杂志业,为入手之举。而后造成一是学说,发挥国有文明,沟通东西事理,以熔铸风俗、改进道德、引导社会。虽成功不敢期,窃愿常自勉也。
  到哈佛以后,吴宓从导师白璧德等处得知:“报业专以营业图利为之旨,故巴师(即白璧德)及陈君寅恪等,均深鄙报业之一途,而劝宓专学文学……又诸友之不赞成宓习报业者,盖以报业乃圆滑小人,便辟邪佞之职事,宓才不足为之,故惟当研究文学。虽然,以不求利、不谋致用之心,而习报业,则亦似无不可之处。故迟疑久久,仍拟习报业。”吴宓对出版业的经济属性有了认识,但在内心似乎还不愿承认,劝慰自己“以不求利、不谋致用之心,而习报业”,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吴宓的出版理想以及《学衡》杂志的实际命运了。
  二、理想中的《学衡》与现实中的《学衡》
  吴宓于1918年在美国与梅光迪相遇。梅光迪是胡适的同学,后因在“新文化运动”问题上与胡适所见不合,两人多次通信辩论无果,于是梅光迪开始对“新文化运动”及胡适本人进行猛烈批评。吴宓在赴美以前即主张“沟通中西”以“引导社会”,和梅光迪一见如故,并相约回国后创办杂志,与胡适鏖战一番。
  1. 吴宓“自上尊号”的动机及其后果
  吴宓“自上尊号”事件是《学衡》杂志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此后的一系列事件均由此发端。《学衡》第一期出版于1922年1月,此前一年,吴宓应梅光迪之邀,赴东南大学任教,并一起筹办刊物。吴宓在自编年谱中叙述了1921年召开的杂志筹备会情况:
  梅君宣布其清高之主张,谓《学衡》杂志应脱尽俗氛,不立社长、总编辑、撰述员等名目,以免有争夺职位之事。甚至社员亦不必确定:凡有文章登载于《学衡》杂志中者,其人即是社员;原是社员而久不作文者,则亦不复为社员矣。……宓遂即发言,谓:办事必须有一定之组织与章程。职权及名位,亦必须明白规定。对内、对外方可有所遵循。窃意:(一)《学衡》杂志之宗旨及体例,同人之根本思想与公共主张,必须写成数条。用明确之文字,宣布于世。此即可作为本志、本社之“宪法”。(二)杂志稿件之去取及删改,尽可由同人公议及分担,但为办事之便利,总编辑一职必须设置。(三)第一期必须有《发刊辞》或《〈学衡〉杂志社宣言》一篇,刊于卷首。云云。
  从1922年3月《学衡》第三期开始,吴宓未与他人商量,擅自在《学衡杂志简章》中加入了“本杂志总编辑兼干事吴宓 撰述员,人多,不具录”一段话,“自上尊号”。如此做法其实是强行掌握了《学衡》杂志的话语权,《学衡》已经由学衡社之“公器”变为吴宓的“私有财产”了。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学衡社”内部裂痕的产生。不但此后“《学衡》杂志社亦未再举行会议”,从第二年即1923年起,梅光迪就不再向《学衡》杂志投稿了,其他社员也极少过问杂志的情况。
  2. 吴宓对《学衡》的厚望
  1920年4月6日,吴宓在日记中对国内新文化运动的进展感到惴惴不安,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侪学问未成,而中国已亡不及待。又我侪以文学为专治之业,尚未升堂入室,而中国流毒已遍布。‘白话文学’也,‘写实主义’也,‘易卜生’也,‘解放’也,以及种种牛鬼蛇神,怪象毕呈。”素有以出版跻身社会改革事务与著述事业的吴宓自然期望《学衡》能够担负起相应的责任,以成其“文学事业”。在《学衡》出版的第二年,吴宓在年谱中说:“三月,编第五期,登入张其昀撰《论刘知几与章实斋之史学》长篇。宓始嫌其为考古述学之专著,无关国事与时局。(后来此类之稿多矣!)”可见吴宓希望《学衡》能够多刊发一些与社会现实有关(包括批评新文化运动)的文章。
  吴宓将《学衡》视为自己一人的事业。吴宓的真心话在1927年10月12日的日记中显露无遗:   中夜不寐,细思人生学问理想,虽高远博大无限,然事业须有定而持之以恒,精神名誉要必有所寄托。《学衡》为我之事业,人之知我以《学衡》。故当冒万难而竭死力,继续办理,不使停刊。近顷颇流于怠废,急当自警,重振前数年之精神,以维持《学衡》于不坠。其事虽小,其身虽微,然吾生亦渺小,人寿至短,吾但能为此事,亦是机缘有定,身在局中,不容脱避。只求奋战一场,不损我之精神荣誉而已。岂可妄为虚空之比较,而安于消极哉?
  虽然理想是美好的,但是《学衡》毕竟显得不合时宜,而吴宓又是一名理想主义者,不懂得“与世抚养,与时迁移”,从而使得其处境也变得格外艰难。
  3. 吴宓遇到的实际困难
  (1)新文化阵营的批评
  不能不说《学衡》是在“错误的”时机创办的一份杂志。1922年,《学衡》诞生之际,新文化运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故《学衡》甫一出版,便遭到批评。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鲁迅的《估〈学衡〉》等文章便是代表。郑振铎对于《学衡》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林琴南们对于新文学的攻击,是纯然的出于卫道的热忱,是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来说话的。但胡梅辈却站在‘古典派’的立场来说话了。他们引致了好些西洋的文艺理论来做护身符。声势当然和林琴南、张厚载们有些不同,但终于‘时势已非’,他们是来得太晚了一些。新文学运动已成燎原之势,绝非他们的书生微力所能摇撼其万一的了。”
  (2)经济来源
  由于“学衡社”内部的裂痕,吴宓不得不自己支付《学衡》的各项费用。《学衡》所需费用由杂志社的基本成员共同出资作为基金,但是当后来出版经费紧张时,尤其是中华书局要求吴宓每年支付600元的津贴以后,经济来源就成为吴宓面对的主要困难之一。1926年日记记载,2月13日,吴宓前往拜访张季鸾,请求张写信给吴鼎昌,“可望捐五百元”。同年7月24日,李沧萍表示愿意赞助《学衡》,吴宓出于感激,于7月27日“求李君担任《诗录》编辑”。吴宓一方面出于扩大杂志发行量,一方面出于经济拮据,四处找人代为发行《学衡》,无奈“《学衡》大批托人销售,不得其法,已发出者,或不能收款,或并账亦无之。宓既患劳忙,又无人可供奔走,代为追查清核。故经济损失极大,办事无成,实为可叹息者也。……”
  (3)稿源
  从1923年开始,吴宓在日记中屡屡流露出对稿件来源的忧虑心情。如9月1日,吴宓写道:“《学衡》稿件缺乏,固须竭力筹备。惟国学一部,尤形欠缺,直无办法。日昨函上孙德谦益庵先生,请其以《亚洲学术》杂志停办后所留遗之稿见赐,并恳其全力扶助。顷得复书,全行允诺,甚为热心,且允撰《评今之治国学者》一文。”稿源紧张到要从其他停办的杂志那里紧急筹措,稿件的质量也可想而知。9月15日,又说:“予平日办理《学衡》杂务,异常辛苦繁忙。至各期稿件不足,中心焦急。处此尤无人能知而肯为设法帮助。”可见社员投稿的很少,这种情况到1925年仍然没有得到改善。
  (4)出版方
  1926年11月16日,吴宓接到中华书局的来信,说《学衡》60期以后不再续办,吴宓不禁“惊骇失望”,于次日复函中华书局,询问停办的“真实理由”,又写信给胡先骕,请他与中华书局交涉。11月29日中华书局复函说,停办原因在于杂志的销路不广,如愿意续办,则需修改出版条件。12月29日,中华书局再次来信说明要停办《学衡》。在这种情况下,吴宓向梁启超求援,希望其为自己说情。1927年11月15日,吴宓终于接到了中华书局的来函,答应续办《学衡》,但是吴宓要每期补贴中华书局100元。
  (5)读者群
  梁实秋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道:
  《学衡》创刊之时,我尚未卒业大学,我也是被所谓‘新思潮’挟以俱去的一个,当时我看了《学衡》也是望而却步,里面满纸文言,使人不敢进一步探讨其内容了。
  《学衡》创办于新文化运动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候,此时,连梁实秋这样的大学生都对其文言文退避三舍,更遑论学识不如梁实秋、更喜追逐风尚的文学青年。
  但是吴宓的可贵与可爱之处在于,他不会因为上面所说的那些困难而放弃自己的理想,去随波逐流、与时迁徙,而是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1928年6月1日至2日,吴宓作《落花诗》八首,抒发自己的情思。在《落花诗·序》中,吴宓说:
  古今人所为落花诗,盖皆感伤身世。其所怀抱之理想,爱好之事物,以时衰俗变,悉为潮流卷荡以去,不可复睹。乃假春残花落,致其依恋之情。近读王静安先生临殁书扇诗,由是感兴,遂以成咏。亦自道其志而已。
  第八首云:
  浪蝶游蜂自在狂, 春光羡汝为情忙。
  未容淟涊污真色, 耻效风流斗艳装。
  千曲琴心随逝水, 三生孽债供回肠。
  歌成不为时人听, 望里白云是帝乡。
  新文化家、新教育家主领百事,文明世运皆操其手。
  虽然“歌成不为时人听”,虽然“其所怀抱之理想,爱好之事物,以时衰俗变,悉为潮流卷荡以去,不可复睹”,吴宓还是“耻效风流斗艳装”,固守着自己的精神领地,并愿为自己的理想牺牲一切。
  三、《学衡》与吴宓的文化理想
  吴宓的文化理想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对人文主义的追求,对传统文化的守望,这种理想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表现为对东西方学术文化的调和。1915年,吴宓就对“新旧对峙”有了自己的见解,他说:
  晚近学者,于中国古昔圣贤言论,以及种种事理,多好下新解说,而旧学深邃之士,则诋斥之不遗余力。新旧对峙,无从判决。窃谓时至今日,学说理解,非适合世界现势,不足促国民之进步;尽弃旧物,又失其国性之凭依。唯一两全调和之法,即于旧学说另下新理解,以期有稗实是。然此等事业,非能洞悉世界趋势,与中国学术思潮之本源者,不可妄为。他日有是人者,吾将拭目俟之、橐笔从之。
  除对白话文的反感外,吴宓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主要在于其“盲目西化”的一面。在1927年7月3日的日记中,吴宓忧心忡忡地写道:“中国受世界影响,科学化、工业化,必不可免。正惟其不可免,吾人乃益感保存宗教精神与道德意志之必要。故提倡人文主义,将以救国,并以救世云。”吴宓还认为“新文化运动”的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在《英诗浅释》中说:“至十八世纪为新旧倾轧异说蠡起之时代,而封建制度之遗迹乃扫荡无遗。而中世纪统一之精神完全澌灭不可复睹矣。故入十九世纪之中叶,凡百分崩离析,杂糅散漫,至于极也。……其时高明闳识之士皆深致忧戚,以为破坏之局已完而建设难期,旧者已去而新者未立,譬之栋折榱崩,石飞瓦散而风雨飘摇,栖身无所。”其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负面影响深表忧戚。吴宓主张的应该是一种温和的逐渐变革的改革方式。   高恒文先生认为,前期《学衡》是一个文化批评刊物,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最主要的目的及思想特征,它之所以刚一出现就十分引人注目,原因亦正在于此。后期《学衡》,则变成一个学术研究性质的刊物;“通论”栏目的文章明显减少,而“述学”栏目的文章则明显增多,并且,即使是“通论”栏目的文章,也很少有以前那种批判乃至批判性质的论文,更多的则是严谨的学术评论文章与思想评论文章。原因就在于主编吴宓的编辑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可能是高先生的印象。虽然单以两个栏目的文章数量对比来判定一个杂志的办刊方向有一定的风险,但是笔者还是对《学衡》杂志各个时期的“通论”与“述学”两个栏目的文章数量进行了统计,具体如下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1928~1931年之间,也就是《学衡》杂志的后期,“通论”与“述学”两个栏目所发表文章的比率高于前期。也就是说,在后期,《学衡》刊发的“通论”文章的相对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而且1928、1931两年“通论”文章要多于“述学”栏目的文章。所以,吴宓后期的编辑思想并未发生大的变化。
  总之,吴宓的出版理想在现实中遇到了诸多困难,而其出版理想现实命运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知识分子对于出版业的天真幻想:单纯追求文化理想,而不计功利。吴宓的出版理想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中,实际命运自然不会如意。但是,像吴宓一样的许多知识分子并没有停止对出版梦想的追求,这也是在商业气味浓厚的经济社会中难得的一缕清风。吴宓在《落花诗》第七首写道:
  色相庄严上界来,千年灵气孕凡胎。
  含苞未向春前放,离瓣还从雨后开。
  根性岂无磐石固,蕊香不假浪蜂媒。
  辛勤自了吾生事,瞑目浊尘遍九垓。
  此首言我之怀抱未容施展,然当强勉奋斗,不计成功之大小,至死而止。
  昔人已逝,但其对于现实的抗争、对于理想的追求,却令后人欷歔不已。吴宓在“文革”中依然坚持自己的“保守主义”文化主张,据称是全国仅有的三个反对“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之一。以世俗的标准来衡量吴宓,他无疑是失败者;但是从精神追求的向度来衡量,则每个人都会得出自己的答案。
  参考文献
  [1]吴宓.吴宓日记Ⅰ[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吴宓.吴宓日记Ⅱ[M].北京:三联书店,1998.
  [3]吴宓.吴宓日记Ⅲ[M].北京:三联书店,1998.
  [4]吴宓.吴宓自编年谱[M].北京:三联书店,1995.
  [5]朱寿桐.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6]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7]高恒文.东南大学与“学衡派”[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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